穿皮大衣的玛丽亚

第一节

沉默的同事

在我至今遇见的人当中，有一个人，也许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影响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我始终没能摆脱这种影响。每当独自一人，拉伊夫先生那张纯朴的脸便浮现在眼前。他的目光有些远离尘世，然而一旦遇上别人，又仿佛想要带着惊讶，向那人露出一个微笑。其实，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。

他甚至极其平常，毫无特别之处，正是我们每天在身边遇见几百个、却从不看一眼便擦肩而过的那种人。他生活中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那些部分，似乎都不可能有什么令人好奇的地方。

看见这样的人，我们往往会问自己：“他们究竟为什么活着？活着有什么乐趣？是什么道理、什么智慧，命令他们在世上走动、呼吸？”可是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看的只是他们的外表。我们从未想到，他们也各有一个头脑，里面也各有一颗无论愿不愿意都不得不运转的心智，因而也各自拥有一个内心世界。

与其因为他们不显露那个世界，就断定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活着，不如怀着人最起码的好奇，去关心一下那个未知的天地。这样，我们也许会看见意想不到的东西，遇见从未料及的丰富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人们总更愿意探究那些大致猜得到会发现什么的事物。要找一个英雄，下到一口明知井底有恶龙的井里，肯定比找一个肯鼓起勇气、下到一口全然不知井底有什么的井里的人容易。我对拉伊夫先生的进一步了解，也纯粹出于偶然。

在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岗位上被辞退以后，我在安卡拉找了很久的工作。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辞退。他们只说是为了节省开支，可不到一个星期，就另找了人顶替我。手里的一点积蓄，使我不至于狼狈不堪地熬过夏天；但冬天将近，借宿朋友房间、睡在长榻上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了。饭馆的饭票再过一个星期就要用完，我连再买一份饭票的钱都没有。

我明知参加的那些招聘考试不会有结果，等到果然没有结果时，却不知为什么仍旧难过。我瞒着朋友们，去商店应征售货员；被拒绝以后，便满怀绝望地游荡到半夜。几个熟人偶尔请我喝酒，即使坐在酒桌旁，我也忘不了自己的处境已经无望。

奇怪的是，日子越窘迫，生计越难以为继，我反而越退缩、越害羞。以前我曾求一些熟人替我找工作，他们对我并不坏；如今在街上碰见，我却低下头，快步走过去。对那些过去我能坦然请求请一顿饭、毫不难为情地借一点钱的朋友，我也变了。

他们问：“近来怎么样？”我便笨拙地笑一笑，说：“还不错……偶尔找得到一点临时活儿！”接着赶紧逃开。我越是需要别人，就越是想躲开他们。

一天傍晚，我在车站和展览馆之间那条冷清的路上慢慢走着。我想尽情呼吸安卡拉美妙的秋意，让心里也生出一点明朗的气息。

夕阳映在人民之家的窗上，使那幢白色大理石建筑仿佛布满血红的洞口；槐树和幼松上方浮着一层不知是雾是尘的烟霭；从某处工地收工回来的工人，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微微佝偻着，沉默地走过；柏油路上，这里那里留着汽车轮胎的印子……一切似乎都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满足。一切都接受着一切原本的样子。

那么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这时候，一辆汽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。我转过头去，觉得车窗后面那张脸有些眼熟。果然，汽车又开了几步便停下来，车门开了。我的一个老同学哈姆迪探出头，叫我过去。

我走到跟前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他问。

“没去哪儿，随便走走。”

“来吧，到我家去！”

没等我回答，他已经往旁边挪了挪，给我腾出一个座位。路上听他说，他刚巡视完公司所属的几家工厂回来。

“我已经拍电报告诉家里我要回来了，他们大概预备好了。不然，我可不敢请你去！”他说。

我笑了。

从前，我和哈姆迪常见面；离开银行后，就再没碰上过。我知道，他在一家经营机器等商品经纪业务、同时做森林和木材生意的公司当副经理，收入颇丰。我失业后一直没去找他，差不多正是因为这个：我怕他以为，我不是来请他帮忙找工作，而是来求他接济。

“你还在银行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，已经离开了。”我说。

他有些惊讶。

“到哪儿去了？”

我不情愿地回答：

“还没工作。”

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遍，看了看我的衣着。他似乎并不后悔邀请我到家里去，亲切地笑着，拍了拍我的肩。

“今晚聊聊，想个办法。别放在心上！”

他看起来对生活十分满意，也十分自信。原来他如今已经阔绰到可以享受帮助熟人的乐趣了。我羡慕起他来。

他住在一幢小巧而可爱的房子里。妻子相貌有些不好看，却很和气。他们毫不避讳地当着我的面亲吻了一下。哈姆迪把我留在原地，自己去洗漱。

因为他没有向妻子介绍我，我只好不知所措地站在客厅中央。她也站在门边，不露声色地打量我。她想了一会儿，大约曾想说一句“请坐”，但随后又觉得没有必要，轻轻走了出去。

哈姆迪平时并不粗心，甚至很留意这一类礼节，他生活中的成功，有一部分也正得益于此。我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就这样把我晾在这里。看来，跻身要职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，就是对那些昔日的、如今落在自己后面的朋友，显出这种多少带点故意的心不在焉。

然后，他们突然变得谦和、慈爱起来，竟肯把从前称“您”的朋友改称作“你”；他们会打断对方的话，随便问一句毫不相干的问题，而且做得极其自然，往往还带着充满怜爱与同情的微笑……最近，我遇见这类事情太多了，因此根本没想到要生哈姆迪的气，或是觉得受了委屈。我只想站起来，谁也不告诉地离开，摆脱这令人难堪的处境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穿白围裙、包着头巾的年老乡下女人，脚上套着打过补丁的黑袜子，悄无声息地送来了咖啡。我坐进一把绣着金线花卉的深蓝扶手椅，向四周看了看。墙上挂着家庭照和明星照片。角落里一个显然属于女主人的书架上，摆着几本二十五库鲁什一本的小说和时装杂志。一张吸烟小几下面，整齐放着几本相册，似乎被来客翻得很旧了。

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便取了一本。还没打开，哈姆迪就出现在门口。他一只手梳着湿头发，另一只手扣着敞领白衬衫的纽扣。

“怎么样，说说你的情况吧！”他问。

“没什么……我不是说过了吗。”

他似乎很高兴碰到了我。也许是因为终于有人可以见证他的成就，也许是想到我的境遇，庆幸自己不是我。不知为什么，看见曾与自己同行过一程的人遭遇不幸、陷入困境，我们常会像自己躲过了一场灾祸似的松一口气；于是，我们想去关切、怜悯那些可怜人，仿佛他们替我们承受了原本也可能落到我们头上的厄运。

哈姆迪似乎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对我说话的。

“还写东西吗？”他问。

“偶尔……诗，短篇小说。”

“多少有点用处没有？”

我又笑了。他说：“算了吧，老兄，别弄这些了！”然后谈起实际生活中的成功，谈起文学这一类无用的东西，离开学校以后，如何只会给人带来害处。他像教训一个小孩子那样说着，从来不曾想到，别人也可以回答他，也可以同他争论。他毫不掩饰，自己之所以敢这样说，正因为已经在生活中取得了成功。

我带着一个自己也清楚感觉十分愚蠢的笑容，仰慕地望着他；我这副样子，使他越发起劲。

“明天早上来找我，”他说，“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。我知道，你是个聪明人。读书时虽然不算勤奋，不过那不重要。生活和困窘会教给人许多东西……别忘了，早点来见我！”

他说这些话时，似乎已经完全忘了，当年在学校，他自己也是数得着的懒学生。又或许，他知道我不会在这里当面揭穿他，所以说得肆无忌惮。

他做了一个像要站起来的动作，我连忙起身，伸出手。

“那我就告辞了。”

“怎么，这还早呢……不过，随你吧！”

我已经忘记，他原本是请我来吃晚饭的。这一刻才想起来，而他却仿佛已经忘得干干净净。我走到门口，拿帽子时说：

“请代我向夫人致意。”

“好，好。你明天来找我！别发愁啦！”他拍了拍我的背。

走出门时，天已经黑透，街灯也亮了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空气虽然混着一点尘土，却使我觉得格外清新、舒畅。我慢慢向前走去。

第二天，快到中午时，我去了哈姆迪的公司。其实，昨晚从他家出来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这个打算。他也没有明确答应什么。无非是“看看吧，想想办法，做点什么”一类套话，我向那些善心人求助时，早已听惯了。可是我还是去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与其说怀着希望，不如说想亲眼看看自己受辱的样子。

我简直像是在对自己说：“昨晚你一声不吭地听着，情愿让他摆出恩人的架势来。好啊，那就忍到底吧，你就配这个！”

勤杂工先把我领到一间小屋里等着。走进哈姆迪办公室时，我感觉自己脸上又挂着昨天那个愚蠢的笑容，因此越发恼恨自己。

哈姆迪正忙着处理面前铺开的一堆文件，应付一拨进进出出的职员。他用头示意了一把椅子，又继续工作。我没敢过去同他握手，只在椅子边上坐下。现在，我在他面前确实像面对上司，甚至恩人一样惶惑；对一个已经如此自轻自贱的自己，我真心觉得，这种待遇再恰当不过。

从昨晚在路上把我接进车里的老同学，到此刻，才不过十二个多小时，我们之间竟已经拉开了这么大的距离！决定人与人关系的那些因素，是多么可笑，多么外在，多么空洞，尤其是，与真正的人性多么不相干。

从昨晚到现在，哈姆迪和我其实都没有改变；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。然而，他对我、我对他新知道的那些事，那些细小、枝节的事情，却把我们带向了不同的方向……最奇怪的是，我们两个人都照单全收，觉得这种变化理所当然。我生气，不是对哈姆迪，也不是对自己，而仅仅是对自己竟然身在此处。

趁着屋里人少下来，老同学抬起头：

“我替你找到一份工作了！”接着，他用那双大胆而意味深长的眼睛望着我，补充道：“就是说，我替你造了一个职位。不会很累。你替我们去几家银行办事，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银行……差不多是公司和银行之间的联络员。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里面，做你自己的事……诗，想写多少就写多少。我跟经理说过了，会录用你。不过眼下不能给你太多：四五十里拉……以后自然会加的。好了，祝你顺利！”

他没有离开扶手椅，只把手伸过来。我上前向他道谢。他脸上带着真诚的满足，因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。我想，他本来并不坏，不过是在做这个地位要求他做的事；也许这样做，确实是必要的。可一走到外面，我还是在走廊上停了一会儿，犹豫了很久：是去他指给我的那间屋子，还是就此离开。

后来，我低着头，慢慢走了几步，问遇见的第一个勤杂工，翻译拉伊夫先生的办公室在哪儿。那人含含糊糊地指了一扇门，便走过去。我又停住了。为什么我不能转身走掉？难道舍不得四十里拉的月薪？还是怕自己这样做，对不起哈姆迪？都不是。几个月的失业，不知道跨出这里以后还能去哪儿、还能上哪里找工作……再加上如今已经牢牢攫住我的怯懦。

正是这些，把我留在昏暗的走廊里，让我等待下一个经过的勤杂工。

终于，我随便推开一扇门，看见了拉伊夫先生。我以前并不认识他，可一看见这个伏在桌前的人，便立即觉得，他不可能是别人。后来我想过，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确信。哈姆迪曾对我说：“我叫人在我们德语翻译拉伊夫先生的办公室里，替你添了一张桌子。他安安静静的，是个老实人，不会妨碍谁。”况且，人人都已改称“贝伊”“哈努姆”的时候，他仍管这个人叫“埃芬迪”。

也许，正因为这些话在我脑中勾勒出的模样，与眼前这个头发花白、戴着玳瑁眼镜、胡子已有几天没刮的人太相似了，我才毫不迟疑地走进去，对那个抬起头、用出神的眼睛看我的人问道：

“您就是拉伊夫先生吧？”

他端详了我一会儿，然后用轻轻的、几乎有些胆怯的声音说：

“是的。我想，您就是新来的职员吧。刚才已经把您的桌子摆好了。请进，欢迎！”

我过去坐下，开始看桌面上褪了色的墨渍和一道道划痕。和陌生人对坐时，人总会想偷偷观察一下对方，借着几次瞥视，形成最初的——当然也是错误的——判断。我也想这样打量新同事。但他似乎全无这种愿望，已经重新低下头工作，仿佛我根本不在房间里。

这情形一直持续到中午。我已毫不掩饰地注视着他。他剪得很短的头发，在头顶开始稀疏了。从小小的耳朵下方到颈间，延伸着许多皱纹。他把修长的手指移过面前的纸张，翻译起来毫不费力。偶尔，他仿佛在思索一个一时找不到的词，便抬起眼睛；与我的目光相遇时，脸上会掠过一个近似微笑的动作。

从侧面和上方看，他显得很老；然而他的脸，尤其是这样微笑的时候，却带着一种纯真、孩子气的神情，叫人吃惊。那一小撮下缘修剪整齐的淡黄色胡须，又使这神情更加鲜明。

中午，我出去吃饭时，看见他仍没有起身。他打开一个抽屉，取出用纸包着的面包和一层小饭盒，放在面前。我说了声“请慢用”，便离开了房间。

一连许多天，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对坐，却几乎不说话。我已经认识了其他部门的许多职员，有时甚至下班后结伴去咖啡馆玩双陆棋。从他们口中得知，拉伊夫先生是这里资历最老的职员之一。在公司成立以前，他就是如今我们所属那家银行的翻译；至于什么时候进的银行，谁也不记得了。

据说，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，薪水只够勉强度日。我问，公司给这个那个花起钱来毫不吝惜，为什么对这样一位老职员，却不肯加薪？那些年轻同事笑道：“因为他是个窝囊废。到底懂不懂外语，都难说呢！”可我后来知道，他德语极好，译文准确而漂亮。

不论来信谈的是经由南斯拉夫苏沙克港运来的白蜡木、冷杉木的规格，还是枕木钻孔机的操作和零部件，他都能轻松译出。他把土耳其语的规格书和合同译成德语，经理也总是毫不迟疑地直接发出去。闲下来时，我曾见他拉开抽屉，就着抽屉里的一本书，出神地读着，并不把它拿到外面。一天，我问：“拉伊夫先生，读什么呢？”

他立刻脸红起来，好像被我撞见了什么过失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什么……一本德语小说！”接着马上关上抽屉。尽管如此，公司里仍没人相信，他可能精通一门外语。他们或许也有他们的道理：因为他的举止，实在没有一点懂外语的样子。谁也没听他在谈话里夹过一个外国词，没听他在任何时候提起自己会外语，也没见他手里、口袋里带过外国报刊。

总之，他跟那些浑身上下都在喊“我们懂洋文”的人，没有半点相似。他不凭自己的本领要求加薪，也不另找收入丰厚的工作，更使大家确信原先的判断。

他早晨准时上班，中午在办公室吃饭，傍晚买好一点零星日用品，便立即回家。我邀过他好几次，他都不肯去咖啡馆，只说：“家里等着呢！”我想，这是个幸福的父亲，急着和妻儿团聚。后来才知道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不过那些留待后面再说。他这样勤勉、守时，也不能使他免受办公室里的轻慢。

我们的哈姆迪，只要在拉伊夫先生的译文里发现一个小小的打字错误，就立即把这个可怜人叫去；有时还会亲自到我们办公室，把他训斥一通。

对其他职员，我这位朋友总谨慎得多。那些年轻人各有各的靠山，他怕他们反唇相讥。可是对拉伊夫先生，他知道这个人绝不敢回嘴，于是尽可折腾；一份译文晚了几个钟头，他便涨红脸，嚷得整幢楼都听得见。这其实很好理解：还有什么，比在同类身上试一试自己的权力和威风，更能令人甜蜜地陶醉呢？尤其当种种微妙的盘算，使这种机会只能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实现时。

拉伊夫先生偶尔生病，不来上班。大多不过是轻微的感冒；但他说，多年前曾患过一次胸膜炎，因此格外小心。一有点鼻塞，就立即闭门不出；外出时，羊毛内衣穿了一层又一层；在办公室里，绝不许开窗。傍晚离开前，他一定要用围巾把脖子、耳朵裹好，再把那件厚实而有些磨旧的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。

即使生病，他也不耽误工作。待译的文件由勤杂工送到家里，几个钟头后再去取。尽管如此，经理和哈姆迪对他的态度，却总像在说：“瞧，你这样病病歪歪、麻烦不断，我们仍没辞退你！”他们还常把这意思明明白白摆到他面前。每次缺席几天后回来，可怜的人听到的总是带刺的慰问：“怎么样？这下总该好了吧？”

不过，到了这时候，我也开始厌烦拉伊夫先生了。我在公司待的时间并不多，总是提着公文包，跑银行和向我们订货的政府机关；偶尔为了整理文件，向经理或副经理汇报，才坐回自己的桌前。
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认定，坐在对面桌旁的这个人实在是个乏味而无意义的存在。他一动不动，几乎叫人怀疑是否还活着，不是在翻译，就是在读抽屉里的那本“德语小说”。

我以为，一个内心藏着些什么的人，总会忍不住想把它表达出来。因此，这样沉默、这样漠不关心的人，胸中那一点生命，大概同草木也相去不远。他像机器一样来到这里，做完工作，出于一种我不能理解的习惯读几本书，傍晚买些东西，然后回家。

在这一长串完全相同的日子，甚至完全相同的年月里，恐怕只有生病才算得上一点变化。听同事们说，他向来就是这样生活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激动。他对上司最无理、最不公正的责难，总报以同样平静而毫无表情的目光；把译稿送去打字，或从打字员那里取回来，也总是带着那副空洞的微笑，请托，道谢。

有一天，一份译稿又耽搁了，原因无非是打字员不把拉伊夫先生当回事。哈姆迪一直走进我们办公室，厉声嚷道：

“还要等多久？我说过我有急事，要出去。匈牙利公司来信的译稿，你到现在都没交来！”

拉伊夫先生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“我已经译好了，先生！几位女士一直没打出来。有人又交给了她们别的工作！”

“我没告诉过你，这件事比什么都急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也这样跟她们说了！”

哈姆迪喊得更响：

“与其跟我顶嘴，不如把交给你的事办好！”

说完，他摔门而去。

拉伊夫先生也跟着出去，再一次向打字员恳求。

我坐在那里，想着哈姆迪：在刚才那场毫无道理的发作中，他连朝我瞥一眼都觉得多余。这时，德语译员回来了，坐回自己的位子，低下头。他脸上还是那种纹丝不动的平静，平静得叫人惊讶，甚至叫人生气。他拿起铅笔，开始在纸上涂画。他不是在写字，而是在勾一些线条。但那又不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无意识地随手摆弄东西。

我甚至觉得，在他的嘴角，在那两撇淡黄色胡子下面，浮起了一丝自信的微笑。他的手慢慢在纸上移动，不时停下来，眯着眼睛看一看。从那若有若无的笑意里，我看得出，他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很满意。最后，他放下铅笔，长久地端详那张涂过的纸。我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

这时，他脸上竟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神情，令我吃了一惊：他仿佛在怜悯什么人。我好奇得坐不住。正要起身，他却先站起来，又去了打字员的房间。我立刻跳起，一步跨到对面的桌子前，拿起拉伊夫先生画过的纸。只看一眼，就惊得呆住了。

在那张巴掌大的纸上，我看见了哈姆迪。寥寥几笔，简单，却极其老练，把他的整个面目都呈现出来了。我不大相信别人也能看出这种相像；若一处处细究，也许没有哪里像他。但凡亲眼看过他刚才站在屋子中央大喊大叫的人，都不可能认错。

那张张成长方形的嘴，满是兽性的暴怒和难以形容的粗鄙；那双细线一般的眼睛，像是要把所见的一切刺穿，却又仿佛淹没在无能为力之中；那只鼻子，鼻翼夸张地张到两颊，使整张脸越发野蛮……是的，这就是几分钟前站在这里的哈姆迪，或者说，是他灵魂的画像。

但使我惊异的，主要还不是这一点。自从进公司以来，也就是几个月来，我对哈姆迪下过许多彼此矛盾的判断。有时想替他开脱，更多的时候又鄙视他。我把他本来的个性同如今的地位赋予他的个性混在一起，想把它们分开，却反而陷得更深。而拉伊夫先生用几笔勾出的这个哈姆迪，正是我长久以来想看清，却总也看不清的那个人。

尽管这张脸充满原始、野蛮的神情，却仍有一种可怜之处。残酷与可怜相依共生，从来没有被表现得这样明白。我仿佛直到今天，才真正认识了这个相交十年的朋友。

与此同时，这幅画也一下子让我明白了拉伊夫先生。我终于懂得，他为什么如此镇定，为什么在人际交往中显得那样异乎寻常地退缩。

一个把周围看得这样清楚、把眼前人的内心看得这样锐利透彻的人，又怎么会激动，怎么会对谁发怒呢？面对一个把自身的渺小暴露无遗、徒劳挣扎的人，他除了像石头一样沉静，还能怎样？我们的痛苦、失望、愤怒，都是冲着事情里那些不曾理解、不曾预料的部分去的。一个对一切早有准备、明白每个人能带来什么的人，还会被什么动摇？

拉伊夫先生重新成了令我好奇的人物。尽管方才心中亮起了一点光，我仍觉得，自己对他的认识充满矛盾。手里这幅画的线条如此准确，绝不是出自随意玩票的人。他一定在绘画上用过多年的功夫。这里不仅有一双真正看得见的眼睛，还有一份本领，能将所见的细微之处全都固定下来。

门开了。我想赶快把纸放回桌上，已经来不及。拉伊夫先生拿着匈牙利公司来信的译稿，朝我走来。我像道歉似的说：

“这画画得真好……”

我以为他会吃惊，会担心我泄露他的秘密。完全没有。他仍带着平日那种疏离而心不在焉的微笑，从我手里接过纸。

“许多年前，我学过一阵子画……”他说，“偶尔手痒，就乱涂几笔。您也看见了，都是些没意思的东西……无聊罢了……”

他把画揉成一团，扔进纸篓。

“几位打字的女士打得太急了！”他喃喃道，“大概有错。可我要再读一遍，又得惹哈姆迪先生更生气……他也有道理……还是先交去吧……”

他又出去了。我目送着他，嘴里反复念着：“他也有道理，他也有道理！”

从此，拉伊夫先生的一举一动，连那些确实毫无意义、无关紧要的举动，都引起了我的好奇。我利用一切机会同他说话，想了解一点他的真实面目。他仿佛察觉不到我过分的亲近，始终礼貌，却始终在我们之间留着一段空隙。无论表面上的交情加深到什么程度，他的内心总对我关闭着。

后来，我近距离看到了他的家庭，以及他在家中的处境，好奇心便更强了。每向他走近一步，我都会碰上许多新的谜团。

我头一次去他家，也是在他照例生病的时候。哈姆迪有一份第二天要用的文件，想叫勤杂工送去翻译。

“给我吧，我顺便去看看他。”我说。

“好……看看他究竟怎么了。这一回病得可够久的！”

的确，这次病得比往常久些。他已经一个星期没到公司了。一名勤杂工告诉了我他在伊斯梅特帕夏街区的住址。那是隆冬，我走进早早暗下来的街道，穿过狭窄的街巷。脚下坑坑洼洼的石路，同安卡拉那些铺着沥青的大道全不相像。上坡接着下坡。

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几乎到了城市尽头，我向左拐，进街角的咖啡馆问清了房子的位置：一栋刷着黄漆的两层小楼，孤零零地立在堆满石块和沙子的空地中间。我知道拉伊夫先生住底层，便按了门铃。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来开门。我问她父亲，她装腔作势地皱起脸，撇了撇嘴，说：

“请进！”

屋内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。看样子兼作饭厅的过厅里，摆着一张很大的伸缩餐桌，旁边的餐具柜中满是水晶器皿。地上铺着一块漂亮的锡瓦斯地毯，饭菜的气味从侧面的厨房飘出来。女孩先把我领进客厅。这里的家具也很漂亮，甚至可以说昂贵：红丝绒扶手椅，低矮的胡桃木茶几，还有角落里一台硕大的收音机，把房间塞得满满的。

桌面、沙发靠背，到处搭着做工精细的奶油色蕾丝巾。墙上挂着新郎新娘头挨着头的照片，还有一幅将信经字句写成船形的书法。

过了几分钟，小女孩送来咖啡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脸上始终带着一副娇纵的神气，像是想轻视我、取笑我。她从我手里接过杯子时说：

“我父亲病着呢，先生，不能下床，请您到里面去！”

说这话时，她的眉眼仿佛又在告诉我，我根本不配受到这般客气的招待。

进了拉伊夫先生的卧室，我更加吃惊。这里同屋子的其他部分迥然不同。小小的房间里，一排白色床架并列着，简直像寄宿学校的寝室，或医院的病房。拉伊夫先生半坐半卧地躺在其中一张床上，盖着白色被褥，隔着眼镜，努力向我打招呼。我想找把椅子坐。

屋里的两把椅子上，都堆着羊毛开衫、女袜，还有几件脱下来便随手扔在那里的丝绸连衣裙。角落里，一只廉价的暗樱桃色衣柜半敞着门，衣服和女式套装胡乱挂着，下面塞着打结的包袱。房内的杂乱简直令人惊讶。

他床头柜上的铁皮托盘里，放着一个脏汤盘，显然是午饭后剩下的，还有一只敞口的小水壶，旁边堆着各种药瓶和药管。

病人指了指床脚：

“就坐这儿吧，亲爱的！”

我挨着床沿坐下。他身上披着一件杂色的女式毛线开衫，肘部已经磨破，头靠在白色铁床架上。他的衣服层层叠叠地搭在我这一侧的床脚。

主人察觉我在打量屋子，便说：

“我跟孩子们睡在这里……她们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……房子本来就小，挤不下……”

“家里人很多吗？”

“嗯，不少！我有个大女儿，在上高中。还有您刚才看见的那个……再就是我妻妹和她丈夫，两个小舅子……我们全住在一起。妻妹也有孩子……两个……安卡拉的住房有多难，您知道的。没法分开住……”

这时，外面的门铃不时响起，喧闹声和高声说话的声音表明，家里人正在陆续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房门开了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女人走进来，剪短的头发垂在耳边和脸侧。她俯下身，在拉伊夫先生耳边说了几句话。他没有先答她，却指着我介绍：

“我的同事……”又对我说，“我太太。”

随后转过头，对妻子说：“从我上衣口袋里拿吧！”

女人这回不再凑到他耳边，而是直接抱怨起来：

“哎呀，我不是来要钱的。谁去买呢？你又老是起不来！”

“叫努尔滕去一趟吧。就几步路！”

“大晚上的，我怎么能叫这么小的孩子去杂货铺？天又这么冷，况且还是个女孩……再说，我叫她去，她会听吗？”

拉伊夫先生想了又想，末了像终于找到了办法似的，点点头。

“她会去的，会去的！”说完，低头看着面前。

女人出去后，他转向我：

“我们家连买面包都是个难题……我一生病，他们就找不到可以使唤的人了！”

我像是很有资格过问似的，问道：

“您两位小舅子还小吗？”

他看着我的脸，没有回答。看他的神情，仿佛根本没听见我的问题。可是过了几分钟，他说：

“不，不小了！都上班了。跟我们一样，也是职员。我连襟在经济部，给他们各安插了一份工作。他们没念什么书，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！”

随后，他突然打住话头，问我：

“您带了什么来翻译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说是明天要用。早上会派勤杂工来取！”

他接过文件，放在身旁。

“我也惦记着您的病。”我说。

“谢谢……这次拖得久了些。我还不敢起来！”

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探询，仿佛在辨认我的关心是否出于真心。为了让他相信，我愿意做许多事。可是，那双第一次显露出某种感情的眼睛，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漠然，以及那惯常的、空空的笑意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站起来。他忽然挺起身，握住我的手。

“谢谢你来看我，孩子！”

声音里有一股暖意。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。

从这一天起，我和拉伊夫先生之间确实有了某种亲近。不过，很难说他待我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。至于说他开始同我推心置腹，向我敞开心扉，这种念头更不曾在我脑中出现。他仍旧是那个封闭、沉默的人。只是有些傍晚，我们会一起离开办公室，一路走到他家；有时我也跟着进去，在摆着红色家具的客厅里，各喝一杯咖啡。

可在这些时候，我们不是一言不发，就是谈些天气、安卡拉的物价、伊斯梅特帕夏街区糟糕的路面。他很少提自己的家和孩子。偶尔说一句：“我家女儿数学又没及格！”随即便换了话题。我也不敢多问。初次探病那天遇见的家里人，并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。

那晚，我从病人屋里出来，穿过过厅，看见两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围坐在大桌旁。他们彼此凑近，连等我转过身都等不及，便开始窃窃私语，嘻嘻哈哈。我知道自己没什么可笑的。但同许多那个年龄、头脑空空的人一样，他们把对初次遇见的人当面发笑，当成一种优越的标志。连小努尔滕都竭力学着姐姐和舅舅们。

以后每次来，我都看见相同的情形。我自己也还年轻，不满二十五岁，可有些年轻人的这种怪习惯，仍令我惊讶：把一个不认识、头一次见到的人，当成什么极其可笑的东西。我也注意到，拉伊夫先生在家里的处境不大好；夹在这么多人中间，他仿佛是一个多余、无用的存在。

后来，随着来往渐多，我同这些年轻人都熟识起来。他们算不上坏人，只是空虚，空虚到了极点。他们那些不得体的言行，全由此而来。面对内心张着大口的空洞，他们只有通过轻视别人、侮辱别人、嘲笑别人，才能得到满足，才感觉得到自己的存在。我留心听过他们说话。

韦达特和吉哈特是经济部里职位最低的小职员；拉伊夫先生的大女儿奈吉拉，则还在念书。他们除了议论同事和同学，便无事可做。他们自己明明也有那些怪异的穿戴和举止，却只在别人身上看得见，还拿来取笑，笑个不停。

“哎哟，穆阿拉在婚礼上穿的那身衣服，算什么呀？嘻，嘻，嘻！”

“那姑娘是怎么把我们的奥尔罕顶回去的，你真该看看……哈，哈，哈！”

拉伊夫先生的妻妹费尔洪德太太，除了应付两个三四岁的孩子，以及一有机会就把他们扔给姐姐，赶紧套上丝绸连衣裙、匆匆化妆出门闲逛之外，似乎无暇再想别的。我只见过她几次，都是站在餐具柜上方的镜子前，忙着把染过、烫过的头发塞进带面纱的帽子底下。

她还很年轻，不过三十岁上下，眼角和嘴边却已经布满细纹。那双蓝玻璃珠似的眼睛，在任何东西上都停留不了一秒，映出一种无缘无故的烦闷，仿佛她从出生起便注定受它折磨。

她的两个孩子总是衣衫不整，手脸脏兮兮，面色苍白。她恼恨他们，像恼恨一个莫名的恶毒仇敌强加给她的两项惩罚。每当打扮好要出门，她便不知该怎样把他们赶远些，免得那些脏手碰到自己的衣服。

费尔洪德太太的丈夫、经济部的一位科长努雷丁先生，则是另一个样子的哈姆迪。他约莫三十到三十二岁，将浅棕色的鬈发仔细向后梳起，蓬蓬地鼓着，像理发店的学徒。就连说过一句“您好吗”，也要抿紧嘴唇，微微点头，仿佛刚刚发表了什么至理名言。

同人说话时，他直直地盯着对方，眼睛里浮着一种笑意，仿佛在说：“喂，你们说的也叫话？你们又懂些什么？”

他从一所工艺学校毕业后，不知为什么被派去意大利学制革，结果只在那里学会一点语言，以及摆出大人物的派头。不过，要在世上获得成功，他倒确实具备一些重要的长处：首先，他满怀信心地认定，自己配得上极高的职位；又在所有懂与不懂的事情上任意发表意见，毫无例外地轻视每一个人，从而使周围的人相信他的价值。

我想，这一家轻视别人的毛病，正是从这位备受敬仰的姐夫身上传来的。此外，他极其讲究衣着，每天刮脸，亲自监督别人把磨旧的裤子熨得笔挺；为了找到最时髦的鞋子、最花哨的袜子，他可以用掉整个星期六，一家店一家店地逛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薪水仅够供自己和妻子穿戴；两个小舅子每人三十五里拉的收入，也对家里毫无助益。因此，全家的开销都压在我们拉伊夫先生那点微薄的薪水上。尽管如此，这个家里，除了那可怜的老头，人人都说了算。

拉伊夫先生的妻子米赫丽耶太太，还不到四十岁便已经衰老。松弛的皮肉、垂至肚腹的乳房，同一种奇异的肥胖混在一起。她整天在厨房做饭，稍有空闲，又要缝补一堆堆孩子的袜子，照看妹妹那两个一个比一个淘气的小家伙，可无论如何也讨不了家里人的欢心。

没有人问家里究竟如何维持下去。人人只觉得自己该过远比这更好的日子，于是嫌饭菜不好，对一切撇嘴皱鼻子，再制造一点新的不快。努雷丁先生说“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”时，仿佛是在说：“看在上帝分上，我拿出来的几百里拉都到哪儿去了？”

脖子上围着七里拉一条围巾的两个小舅子，则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不喜欢这菜，给我做个鸡蛋……”或者：“我没吃饱，替我煎点香肠！”就这样把米赫丽耶姐姐从饭桌旁赶回厨房。可是，哪天晚上买面包需要十一库鲁什，他们又舍不得自己掏出来，非要把在卧室里养病的拉伊夫先生从睡梦中叫醒。仿佛还嫌不够，他们还要恼怒：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不好，为什么他不能亲自去杂货铺？

家中不见客的地方一片狼藉，过厅和客厅却很整齐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奈吉拉的功劳。不过，其他人也都觉得，应当给家里戴上这样一副面具，好让来往的朋友看见。

为此，他们甚至也出过钱，向家具店分期付款，付了好几年，吃了不少苦。如今，那些红丝绒家具终于能让客人赞叹地点头，十二管收音机也能用声响淹没整条街。至于玻璃餐具柜里排列的镶金水晶酒具，更不会让努雷丁先生在那些经常被他邀来喝拉克酒的朋友面前丢脸。

虽然这一切担子都由拉伊夫先生承担，他在家里却仿佛可有可无。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人人似乎都看不见他。他们除了日常所需和钱的问题，再没有别的话同他说；就连这些，也往往宁愿通过米赫丽耶太太来解决。仿佛每天早上，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带着一串吩咐被放出门，到了傍晚，再抱着满怀的东西回来。

五年前，努雷丁先生想娶费尔洪德太太的时候，总缠着拉伊夫先生不放，为讨他喜欢，什么样的角色都演过。订婚以后，每次来家里，还不忘给未来的连襟带点讨人欢心的小礼物。如今，连他也像是厌烦了同这么一个毫无意义的人住在一起。

他们恼怒他为什么挣不到更多的钱，为什么不能给全家提供更奢华的生活；与此同时，又确信他什么也不是，是一个无足轻重、毫无价值的零。连看起来还算懂事的奈吉拉，以及尚在念小学的努尔滕，大概也受姨父、姨妈和舅舅们的影响，在对待父亲时，顺从了家里普遍的风气。

她们表示爱意时，有一种赶紧了结苦差事的匆忙；关心他的病时，又有一种做作，像施舍给穷人的虚假怜悯。只有他的妻子——多年来，繁重的家务和生计的忧虑连一秒都没有减轻，仿佛已把她磨得有些迟钝的米赫丽耶太太——还尽力照顾丈夫，努力不让他受到亲生孩子的轻视和怠慢。

晚饭有客人时，为了不让自己的弟弟或努雷丁先生大声发号施令：“叫姐夫去买吧！”她会先把丈夫拉进卧室，竭力用温柔的声音说：“来，去杂货铺买八个鸡蛋，再买一瓶拉克酒。先别叫他们从饭桌边起来了！”

然而，自己和丈夫为什么不坐到这些饭桌旁去；即便难得坐上一回，为什么也会迎来不自在的目光，仿佛他们对旁人做了什么失礼的事——这些，她已经不再思索，也许甚至不再察觉了。

拉伊夫先生对妻子也怀着一种奇异的温柔。这个女人一连几个月，连换下一身厨房衣裳的工夫都没有，他似乎真心怜惜她。有时会问：

“你怎么样，太太？今天累坏了吧？”

偶尔，他也会让她坐到面前，谈谈孩子能不能升级，谈谈临近的节日要花多少钱。

可是，对于家里的其他人，却看不出他还保留着哪怕最微弱的心灵联系。有时候，他凝望大女儿，仿佛在等她给自己一点什么，一点温暖、亲切的东西。但这样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；女儿一次无意义的扭捏，一个不合时宜的笑容，就像突然让两人之间的空洞显露出来。

关于拉伊夫先生的这些情形，我想过很多。这样一个人——究竟怎样的一个人，我自己也说不清，但我确信他绝不像外表那样——是的，这样一个人，不可能自愿躲开同自己最亲近的人。问题全在于，周围的人不认识他；而他，也不是会主动设法让人认识自己的人。如此一来，要消融他们之间的冰层，要消除这些人彼此感到的可怕陌生，便再无可能了。

人们知道，相互了解有多么困难，所以宁愿像盲人一样四处乱走，非要彼此撞上，才知道对方存在，也不肯尝试这件费力的事。

只是，正如我说过的，拉伊夫先生似乎仍对大女儿奈吉拉有所期待。这个女孩的神情、嘴和手的动作，都模仿着那位涂脂抹粉的姨妈，精神上的全部支撑则来自姨父的自以为是。可她仍有一些迹象，让人觉得，尽管外面包裹着这样厚的壳，内心多少还残存着一点真正属于人的东西。

妹妹努尔滕对父亲放肆，几乎到了侮辱的地步，奈吉拉斥责她时，有时能让人感到真切的愤怒。饭桌上或房间里，有人极轻蔑地谈起拉伊夫先生，她有时也会猛地摔门出去。但这些，不过是藏在内心的人性偶尔奋起，想透一口气罢了。周围的环境经过多年耐心塑造而成的虚假个性，已经强大到不容她真正的自我抬起头来。

然而，也许是年轻使我缺少耐心，我对拉伊夫先生这几乎可怕的沉默感到恼怒。无论在公司，还是在家里，那些同他在精神上完全陌生的人不把他当一个人看，他不仅容忍，还仿佛觉得这样做颇为恰当。

我知道，那些不被周围理解、总遭错误判断的人，时间一长，便会从孤独中生出骄傲，感到一种苦涩的快意。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，他们竟会认为旁人的态度是对的。

有许多事情使我明白，他的感受并没有麻木。恰恰相反，他十分敏感，观察细腻，而且留心一切。那双仿佛只望着面前的眼睛，其实什么也没有漏过。有一回，两个女儿在外面为该由谁给我煮咖啡而低声争执，彼此说着“你去煮！”他听见了，却一声不响。十天后，我再到他家，他立刻朝外喊：

“别煮咖啡，他不喝！”

为了不再目睹一件令他难受的事，他做了这样一个举动，而这个举动又把我纳入了他的隐秘之中。我因此更加亲近他了。

我们仍没有真正谈过些什么。不过，我已不再为此惊讶。

他默默地生活，默默地忍受；他以怜悯看待人的软弱，以嘲弄看待人的无耻——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表达他自己吗？当我们并肩走路时，我难道不是用全部的感受，体会到身旁走着的是一个人吗？在那些时候，我明白了，人们要寻找彼此、发现彼此、看进彼此心里，为什么不一定需要谈话；也明白了，为什么有些诗人总在寻找一个人，能在大自然的美景面前，默默陪自己走下去。

这个人在我身旁不声不响地走，在我对面不声不响地工作。虽然我说不清究竟学到了什么，却确信，从他那里学到的，远比一个人给我上多年课所能教我的更多。

我感觉得到，他也喜欢和我相处了。他对所有人、也对初识时的我所表现出的那种胆怯和拘谨，已不复存在。只是在某些日子，他又会突然变得难以接近，眼睛失去一切表情，微微缩起；有人同他说话，他便用低低的、拒绝任何亲近的声音回答。每到这时，翻译工作也被他搁下。他常把笔放在一旁，一连几个小时凝视面前的纸。

我感觉，他已经退到所有距离和时间的后面，不容任何人进去，因此也从不试图靠近。只是心里总有一种不安：我注意到，仿佛出于某种奇怪的巧合，拉伊夫先生的病往往紧接着这些日子发生。我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，只是那情形极其悲哀。不过，我还是按顺序来讲吧。

二月中旬的一天，拉伊夫先生又没到公司。傍晚我去他家，开门的是米赫丽耶太太。

“请进，是您呀！”她说，“他刚刚睡着……要不，我叫醒他！”

“别！别打扰他……他怎么样？”

她把我领进客厅。

“发着烧。这次还说疼！”

接着，她用埋怨的口吻说：

“唉，孩子，他也一点不爱惜自己……又不是小孩子了……明明什么事都没有，突然就变了脸…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……他又不肯坐下来跟人说两句话……一个人就走了……回来便这样病倒在床上……”

这时，隔壁传来拉伊夫先生的声音，女人赶紧跑过去。我十分惊讶。一个这样留心健康的人，裹着毛衣和围巾，唯恐保护自己还不够周到，竟会有什么疏忽大意，真叫人难以相信。

米赫丽耶太太又过来了。

“门铃一响他就醒了。请吧！”

这次，他显得有些衰弱，脸色蜡黄，呼吸急促。平日那孩子气的微笑，在我看来更像是勉强咧嘴，使脸上的肌肉都疲倦了。镜片后面的眼睛，也像陷得更深了。

“您怎么又病了，拉伊夫先生？祝您早日康复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他的声音有一点嘶哑。一咳嗽，胸口便剧烈地震动，发出呼噜声。

为尽快解开自己的疑惑，我问：

“您怎么受的凉？大概还是着凉了吧？”

他低头看着白色被褥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妻子和孩子们的白色床架之间，挤着一只小铁炉，把房间烘得过分暖热。但面前的病人似乎仍觉得冷。他把被子拉到颈下。

“是的，大概是受了凉！”他说，“昨天晚饭后，我出去了一会儿……”

“去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没有……只想随便走走……我也不知道……大概是心里有点闷……”

他竟说有事情使自己心烦，这令我吃了一惊。

“稍微走得远了些……去了农业学院那边……不知不觉就到了凯奇厄伦坡脚……也许是走得太快了……身上发热……我就把前襟敞开……又刮着风……还飘着一点雪……大概是冻着了……”

深夜，在风雪里，敞着胸口，沿荒僻的道路一连走上几个小时——这种事，我实在想不到拉伊夫先生身上。

“有什么事让您不痛快了吗？”我问。

他慌忙回答：

“没有，亲爱的……偶尔会这样……夜里想一个人出去走走。谁知道，也许是家里太吵，叫我心烦了……”

随后，又像怕自己说得太多，急急补了一句：

“大概人老了就是这样！妻子孩子又有什么错！”

外面又喧闹起来，说话声又快又响。放学回来的大女儿走进屋，亲了亲父亲的脸颊。

“爸爸，您好些了吗？”

然后转向我，同我握手。

“先生，他总是这样……偶尔心血来潮，说：我去咖啡馆坐坐！接着，不知道是在那儿受凉，还是在路上冻着，反正就病倒了……已经好几回了……真不知道咖啡馆有什么好！”

她脱下大衣，随手扔到一把椅子上，便立刻出去了。她似乎已习惯父亲这样，并不太放在心上。

我望向病人的脸。他也把目光转向我，眼里既没有解释，也没有惊讶。我好奇的，不是他为什么对家里人撒谎，而是他为什么对我说了实话。而这又使我隐隐自豪——比别人更接近一个人的自豪。

出了门，朝住处走去时，我陷入沉思。拉伊夫先生会不会确实是一个简单、内心空空的人呢？可以肯定，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，没有野心，对人也毫无兴趣，甚至对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……那么，他究竟想要什么？深夜把他驱赶到街上的，会不会正是内心的空虚，和生命的毫无目的？

想着想着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住的旅馆门口。我同一个朋友合住，房间小得勉强放得下两张床。这时已经过了八点。我不想吃饭，打算上楼读一会儿书，却立刻打消了念头：楼下咖啡馆的留声机，正是在这个钟点把音量开到最大；住在隔壁的叙利亚女艺人，也正是在此时梳妆，准备到酒吧上工，边打扮边用最尖厉的嗓音唱阿拉伯歌曲。

我转过身，沿着两侧泥泞的沥青路，向凯奇厄伦走去。起初，路旁是汽车修理铺和低矮破旧的咖啡馆。随后，右侧出现沿着山坡攀升的房屋，左侧则是略低于路面的园子，园中的树已经落尽叶子。湿冷的风很急，我竖起衣领。心里涌出一股强烈的欲望，想走，想跑；只有醉酒时，我才有过这种感觉。我觉得自己能一连走上几个小时，几天。

我忘了看周围，已经走出很远。风越来越大，仿佛有人抵着胸口推我，而顶着这股力量向前，使我感到快乐。

忽然，我想到：为什么到这里来？没有……没有什么缘故……并未作出决定，就走来了。路两旁的树在风中呻吟，天上的云飞快地奔走。前方黑黢黢、布满岩石的山头，还留着一点亮色；擦着山头掠过的云，仿佛在那里留下了自身的一部分。我闭起眼睛向前走，吸入湿润的空气。那个被我从脑中赶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：我为什么到这里来？

风同昨晚很像，也许一会儿就会飘起雪……昨天晚上，另一个人也在这里走过，镜片蒙着雾，帽子拿在手上，胸口敞开，走得几乎像在跑……风钻进他短而稀疏的头发，不知他头脑里怎样燃烧着，至少从外面给它带来一点清凉。

这颗脑袋里究竟有什么？它为什么把这副衰老而病弱的身体拖到这里来？我想象着，拉伊夫先生在那寒冷黑暗的夜里怎样行走，他的脸上又会是什么神情。现在，我懂得自己为什么来了：我以为，在这里能更清楚地看见他，看见他脑中的念头。但我所见到的，只有想把帽子吹走的风，呜咽的树，以及一路奔走、不断变换形状的云。

在他生活过的地方生活，并不等于像他那样生活。要有那种想法，必须十分天真，必须像我这样无知才行。

我快步回到旅馆。咖啡馆的留声机和叙利亚女人的歌声都停了。朋友躺在床上看书，斜着眼瞥了我一下。

“怎么，寻花问柳回来了？”

人们多么了解彼此啊……而我竟还想凭着自己这点本事，去分析另一个人的头脑，去看清他简单或复杂的灵魂。即便世上最简单、最可怜，甚至最愚蠢的人，也有着怎样惊人而复杂的灵魂，足以叫人一次又一次地惊异！

为什么我们如此逃避这一点，竟以为人这种生物，是最容易理解、最容易下判断的东西之一？为什么面对一种初次见到的奶酪，我们尚且不敢贸然评论它的品质；可对一个初次遇见的人，却立刻作出最终判决，随后心安理得地走开？

我久久不能入睡。拉伊夫先生躺在铺着白色被褥的床上，发着高烧，呼吸着房间里的气息——那些气息来自女儿们年轻的身体，来自妻子疲惫的四肢。他闭着眼睛，他的灵魂，谁知道正在哪里、在哪里游荡……

这一次，拉伊夫先生病了很久，看起来不像往常那样，只是普通的着凉。努雷丁先生请来一位老医生，建议敷芥末糊，又开了止咳药。我每隔两三天傍晚去一趟，每次都发现他更憔悴一些。但他自己并不慌张，仿佛不把病当一回事。也许，他是不愿让家里人害怕。米赫丽耶太太和奈吉拉的样子，确实已经令人担心。

多年来，这个女人似乎被繁重的劳作磨得连思考都忘了。如今，她惊慌失措地在病房进进出出，往他背上敷芥末糊时，毛巾或盘子常从手里掉下；一会儿把东西忘在里面，一会儿忘在外头，片刻不停地到处找。我至今还看得见，她赤着脚，趿着歪斜的无跟拖鞋，在四处奔忙；也仍能感觉到，那双眼睛停在我身上，就像它停在每个遇见的人身上一样，仿佛在求救。

奈吉拉虽然不像母亲那样慌乱，却也十分悲伤。最近几天，她不再上学，一直守着父亲。傍晚我来探望病人，看见她红肿的眼睛，便知道她刚刚哭过。但这一切，似乎只使拉伊夫先生更加烦恼。单独相处时，他为此抱怨过。有一次甚至说：

“喂，她们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就要立刻死了吗？就算死了，又能怎么样……同她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对她们来说，算什么？”

随后，又用更加尖刻、更加不留情的口气补充：

“对她们来说，我什么也不是……从来就什么也不是……这么多年，住在同一所房子里……没有人好奇过，这个男人究竟是谁……现在，她们倒害怕我走了……”

“别这样，拉伊夫先生，”我说，“这算什么话……她们是有些过分惊慌，可也不能这样理解……那是您的妻子和女儿！”

“是啊，我的妻子和女儿……可也就只是这样……”

他把头转到另一边。我没有明白最后那句话，也不敢再问。

为了安抚家里人，努雷丁先生请来一位内科专家。医生检查了很久，说病人患了肺炎。看到周围的人惊慌的样子，他又说：

“不，不至于那么严重……谢天谢地，他底子好，心脏也结实，熬得过去。只是得小心……别再受凉。要是送去医院，甚至还更好些！”

一听“医院”两个字，米赫丽耶太太彻底支撑不住，瘫坐在过厅的一把椅子上，放声大哭。努雷丁先生也皱起脸，像是尊严受到了冒犯。

“哪有这个必要？”他说，“在家里，怎么也比医院照顾得好！”

医生耸耸肩，走了。

拉伊夫先生起初是想去医院的，说：“在那里，至少能让脑子清静清静！”看得出来，他只想一个人待着。但见周围的人反对得那么激烈，他也就不再出声了，只是脸上带着无望的微笑，喃喃道：“到了那里，他们也不会让我清静的！”

有一天，我至今记得，那是一个星期五的傍晚。我坐在他床头的椅子上，没有说话，望着他的胸口，听他喘息中带着的呼噜声。房间里没有别人。床旁的小柜上，药瓶之间摆着一只大怀表，金属的滴答声填满了屋子。病人睁开深陷的眼睛。

“今天好一些了！”

“当然……总不会一直这样下去……”

这时，他竟带着一种悲伤的语气问：

“可是，这还要继续多久……”

我明白了问题真正的意思，不由得惊恐起来。那声音里的厌倦，清楚地告诉了我他指的是什么。

“您这是怎么了，拉伊夫先生？”

他盯住我的眼睛，执意追问：

“可是，还有什么必要呢？难道还不够吗……”

这时，米赫丽耶太太进来了，走近我说：

“今天好多了！但愿这一关总算过去了！”

随后，她转向丈夫：

“星期天要洗衣服……让这位先生把你的毛巾捎来吧！”

拉伊夫先生点头应了。女人在衣柜里找了件东西，便又出去。丈夫病情稍稍好转，就已带走她全部的惊慌与激动。现在，她的脑子又像从前一样，塞满了家务、饭菜和洗衣服的事。像所有心思简单的人，她能迅速从悲伤转为喜悦，从激动转为平静；也像所有女人，她很快便把一切忘记了。拉伊夫先生的眼中浮着深深的、满含忧伤的笑意。

他用头示意了一下搭在床脚的上衣。

“在那里，右边口袋里有一把钥匙。拿去，打开我办公桌最上面的抽屉，把她说的毛巾带来……只是要麻烦你……”

“明天晚上我带来！”

他望着天花板，沉默了很久。忽然转过头来。

“那里，抽屉里的东西，全带来吧！”他说，“有什么，就带什么……我太太大概也感觉到了，我再也回不了公司……我们这次，是要往别处去了……”

说完，他的头又陷进枕头里。

第二天傍晚，离开公司前，我走到拉伊夫先生的办公桌旁。右侧有三个上下排列的抽屉。我先打开下面两个，一个空空的，另一个放着一些纸和翻译草稿。把钥匙插进最上面的抽屉时，我打了个寒战：我这才意识到，自己坐的，正是拉伊夫先生多年来坐着的椅子；重复的，正是他每天做上几次的动作。我赶紧拉开抽屉。里面也近乎空着。

只有角落里放着一条相当脏的毛巾、一块用报纸包着的肥皂、饭盒的一层、一把叉子，以及一把带开瓶螺旋的胜家牌折刀。我迅速将它们包在一张纸里，推回抽屉，站起来。又想到深处也许还留着什么，便再次拉开，伸手摸索。果然，最里面有一本像笔记本的东西。我也把它拿出来，放进那堆物品中，匆匆出了门。

只要还待在这间办公室里，我就无法摆脱那个念头：拉伊夫先生可能再也不会坐上这把椅子，再也不会打开这个抽屉了。

到了他家，我又遇上一片慌乱。奈吉拉开了门，一看见我，便摇着头说：“别问了，别问了！”我几乎成了家里的一员，他们已不再把我当外人。姑娘说：

“我爸爸又不好了！今天发作了两次，把我们吓坏了。姨父请了医生，现在就在里面……正在打针……”

说完，她立即跑进病人的房间。

我没有进去，在过厅的一把椅子上坐下，将纸包放在面前。米赫丽耶太太几次走出来，我却不好意思把那些可怜的东西交给她。里面一个人正在同死亡搏斗，这时递给他的亲人一条脏毛巾、一把旧叉子，实在太不合时宜。我站起来，绕着中央的大桌子走动。在餐具柜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时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我脸色蜡黄，心也开始急跳。

无论是谁，一个人在生与死之间的那座大桥上挣扎，都是可怕的。随后我又想，他最亲近的人——妻子、女儿、亲属——都在这里，我没有权利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关切和悲痛。

这时，我从半敞着的客厅门缝里瞥见里面的情形。走近一点，便看见拉伊夫先生的两个小舅子吉哈特和韦达特。他们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抽烟，显然被巨大的烦闷折磨着，因为不能离家出去而暗自生气。努尔滕坐在扶手椅里，头枕着胳膊，不知是在哭，还是睡着了。

稍远处，费尔洪德让两个孩子坐在自己膝上，为了不让他们闹出声音，不停地说些什么。可是，她的一举一动，都表明她多么不懂得哄孩子。

病房的门开了，医生走出来，努雷丁先生跟在后面。医生虽然满不在乎，却仍显得有些烦躁。

“别离开他。要是再发作，就打那些针。”他说。

努雷丁先生皱着眉头问：

“有危险吗？”

医生作出了每一个同行在这种场合都会作出的回答：

“说不准！”

为免再受追问，尤其免得病人的妻子缠住，他迅速穿上大衣，戴上帽子，皱着脸，接过努雷丁先生早已攥在掌心的三枚银里拉，离开了这所房子。

我轻轻走近病房门口，朝里看。米赫丽耶太太和奈吉拉正忧心忡忡地望着面前闭眼躺着的人。姑娘看见我，点头示意我进去。现在，她同母亲都想从我的脸上，看出病人的情形会给我什么印象。我察觉了这一点，竭力控制自己，轻轻点了点头，仿佛眼前所见已经使我安心。

随后，我转向左边那两个几乎头挨着头的女人，勉强微笑着说：

“大概没什么可怕的……但愿能熬过去！”

病人微微睁开眼睛，望了我一会儿，仿佛没有认出来。随后，他费力地把头转向妻子和女儿，含混地低声说了几个字，又皱着脸作出一些示意。

奈吉拉凑上前。

“爸爸，您要什么？”

“好了，你们出去一会儿！”

声音极轻，断断续续。

米赫丽耶太太示意我们一起离开。病人看见了，从被子里伸出手，抓住我的手腕。

“你别走！”

两个女人有些诧异。奈吉拉埋怨道：

“爸爸，别把胳膊露在外面呀！”

拉伊夫先生急急地点着头，那动作像在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！”又示意她们出去。

两个女人都用疑问的目光望着我，离开了房间。

这时，拉伊夫先生指了指我手里的纸包——我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。

“都带来了吗？”

起先我没明白，只望着他的脸。这样一番郑重其事，难道只是为了问这个？病人仍盯着我，眼睛发亮，像是怀着极大的焦虑。

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想起那本黑皮笔记本。我一次也没打开过，也不曾好奇里面有什么。我甚至从来没想到，拉伊夫先生会有这样一本本子。

我迅速打开纸包，把毛巾等物放到门后的一把椅子上。随后拿起笔记本，给他看。

“您要的是这个吗？”

他点头表示是。

我轻轻翻动书页，感觉一种无法抗拒的好奇心正越长越大。单线横格的页面上，写着又大又不整齐的字，一看便知道写得十分仓促。我扫了一眼第一页，没有标题。右边写着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，紧接着下面是这样的几行：

“昨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让我重新经历了十年前的另一些往事……”

我没能再读下去。拉伊夫先生又伸出胳膊，握住了我的手。

“别读！”他说，随后用头示意房间的另一头，低声道，“把它扔到那里去！”

我顺着他示意的方向望去，看见那只铁炉，云母片后面闪着红色的眼睛。

“扔进炉子？”

“是！”

这一刻，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。要我亲手毁掉拉伊夫先生的笔记本，已是不可能的事。

“何必这样，拉伊夫先生！”我说，“不可惜吗？一本陪伴了您那么久的本子，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烧掉，合适吗？”

“用不着了！”他说，又用头指指炉子，“再也用不着了！”

我明白，不可能使他打消这个念头。他大概把向所有人隐藏的灵魂，都倾注在这本本子里了；如今，他想同它一起离去。

这个人不肯给别人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连走向死亡时，也要带着自己的孤独。面对他，我心里生出无尽的怜悯，对他的命运生出无尽的关切。

“我懂您，拉伊夫先生！”我说，“是的，我很懂。您不愿让别人分享您的任何东西，是有道理的。您想烧掉这本本子，也没有错……可是，能不能稍稍推迟一下，至少等一天？”

他看着我，用眼睛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为了继续说下去，也为了尝试最后一个办法，我又靠近些，竭力把对他的全部关切与爱，都集中到自己的目光里。

“把这本本子留给我一晚，就今夜一晚，不可以吗？我们相处这么久，您从没向我说过自己的事……我对您好奇，难道不是自然的吗？您真的觉得，对我也必须隐藏到这种地步吗？在这世上，您是我最珍视的人……可即便这样，您还要在离开之前告诉我，在您眼里，我也同所有人一样，什么都不是吗？”

我的眼睛湿了，胸中颤抖着，继续说下去。这个人几个月来始终不肯让我靠近他，仿佛此刻，我要把积在心里的委屈一并倾吐出来。

“您不再信任人，也许有您的道理……可难道没有例外吗？不能有吗？别忘了，您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……您这样做，到头来，也许只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自私。”

我忽然想起，这些话不该对一个重病的人说，便住了口。他也沉默着。最后，我又作了一次努力。

“拉伊夫先生，也请您理解我！您已经走到尽头的那条路，我才刚刚起步。我想了解人，尤其想知道，人们究竟对您做了什么……”

病人用力摇头，打断了我。他低声说着什么。我俯下身，感到他的呼吸扑在脸上。

“不，不！”他说，“人们没对我做过什么……什么也没有……都是我……都是我……”

他突然不说了，下巴垂向胸口，呼吸更急促。这一番情景显然使他疲惫。我也开始感到精神上巨大的疲倦，甚至想把本子扔进炉子，逃到外面去。病人又睁开眼睛。

“谁都没有错……甚至连我，也没有！”

他没能说下去，咳嗽起来。末了，用眼睛示意笔记本。

“读吧，你会明白的！”

仿佛我一直就在等这句话，立刻把黑皮笔记本放进了口袋。

“明天早上我带回来，当着您的面烧掉！”

病人耸耸肩，仿佛在说“随你怎么处置”，同片刻前的执拗全然不同。

我明白，就连这本无疑记载着他一生最重要部分的笔记本，他也已经不再眷恋。我吻了吻他的手，准备告别。可当我想直起身时，他却不肯放开，将我拉近，先亲我的额头，再亲我的脸颊。抬起头时，我看见眼泪从他的眼角流向太阳穴。拉伊夫先生既不遮掩，也不擦拭，只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

我也再忍不住，哭了起来。那是一种无声、没有抽噎的哭泣，只有极大而真实的悲痛才会使人这样哭。我知道，同他分别会很艰难，却没想到会如此可怕，如此痛苦。

拉伊夫先生又动了动嘴唇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

“我们从没好好地长谈过，孩子……可惜！”

随后，他闭上眼睛。

我们已经告别了……为不让等在门口的人看见我的脸，我几乎跑着穿过过厅，冲到街上。路上，冷风吹干了我的面颊。我不停地低声念着：“可惜……可惜……”

回到旅馆，朋友已经睡着。我上了床，打开床头的小灯，立刻读起拉伊夫先生那本黑皮的学生笔记本。

第二节

黑皮笔记本

1933年6月20日

昨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让我重新经历了十年前的另一些往事。我以为这些记忆早已遗忘，可我知道，从今以后，它们再也不会放开我了……究竟是什么恶毒的偶然，昨天把它们放到我的路上，将我从沉睡多年的梦中唤醒，夺走了那种我已慢慢习惯的麻木与迟钝。要是说我就要疯了，或者就要死了，那是在说谎。

人很快就会习惯那些原以为无法忍受的事，并且承受下去。我也会活着……可是，怎样活着呢！往后的生活将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折磨！……然而，我会忍受……一如从前……

只有一件事，我已无法继续忍受：我不能再独自把一切锁在脑子里。我想说，想讲一些事情，讲许许多多的事情……向谁讲？……在这广大的世界上，还有没有另一个人，像我这样孤零零地走着？我能向谁讲，又能讲什么？十年来，我不记得曾向任何人说过什么。

我白白躲开所有人，白白将所有人从自己身边赶走；可是今后，我还能换一种活法吗？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了……也没有必要。看来，一切本来就该如此。只是，若能说出来……哪怕只向一个人倾吐心里的事……即便我真想如此，如今也不可能再找到这样一个人……我已无力寻找……即便有力气，也不会再找……

不然，我为什么买这本笔记本？要是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会去做这件世上最令我厌恶的事——写字——吗？人总得把自己倾空……要是没有昨天那件事……唉，要是昨天没有得知一切……现在，我那从前的、也许还算安稳的日子，便会继续下去……

昨天在街上走着，我遇见两个人。其中一个，我第一次见；另一个，也许是世上同我最疏远的人之一。我怎能想到，他们竟会对我的一生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？

但既然已经决定写下来，就应当平静地，从头讲起……这样，就得退回几年，甚至十年、十二年以前……也许十五年……不过，我会耐心写下去……也许能用那些无意义的细节，淹没真正可怕的部分，从它们的影响中挣脱出来。也许写下来的事，不会像亲身经历时那样痛苦，我也能稍稍宽慰。也许会发现，许多事比我原以为的更无足轻重、更简单，反倒为自己的激动感到羞愧……也许……

我父亲是哈夫兰人。我在那里出生、长大，读完小学，后来有一阵子，每天往返于离家约一小时路程的埃德雷米特中学。大战快结束时，我十九岁左右，应征入伍；可还在训练营里，停战就宣布了。我回到镇上，没有再去中学把书念完。我本来也不大热心学业，中间耽搁了一年，加上当时当地的混乱局势，求学的兴致便冷了。

停战以后，一切约束都松弛了，既没有像样的政府，也没有明确的主张和目标。一些地方被外国军队占领；一群群骤然冒出来的武装，以各种名义活动，有时抵抗敌人，有时洗劫村庄。昨天还被人当作英雄传颂的头领，过一星期，便传来他已被剿灭、尸首正挂在埃德雷米特官署前广场上的消息。

在这样的年代，把自己关在四堵墙里，学习奥斯曼历史和道德训话，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。只是父亲在当地算得上家境殷实，不知为什么，偏偏一心想让我念书。看见许多同龄人斜挎子弹带、背着毛瑟枪，参加了武装，其中有人死于敌手，有人死于匪徒，他开始担心我的下场。

我也确实不甘闲着，正在暗中准备。可就在这时，占领军进了镇，我所有逞英雄的念头，便只能闷死在心里。

我游手好闲地过了几个月，朋友们大多已不知去向。父亲决定送我到伊斯坦布尔。他也不知道我该去哪里，只说：“找个学校，念书！”我向来是个不大会办事、又腼腆的孩子，他却对我这样说，足见他多么不了解自己的儿子。不过，我内心对某些事，也确实怀着秘密的向往。在学校，有一门课使我得到老师的赞许：我的画画得相当不错。

我偶尔想过，去伊斯坦布尔的美术学校，由此生出过不少甜蜜的幻想。从小，我就是个沉默的孩子，与其说活在现实里，不如说活在想象中。我性情里的退缩，强烈到几乎不合情理，常使周围的人误解我，把我当成傻瓜，我也因此难过。没有什么，比不得不纠正别人对我的看法，更使我害怕。

同学闯了祸，总把过错推到我头上，我却连一句话也不敢替自己辩护，只能回家躲在角落里哭。我记得，母亲，尤其是父亲，常对我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本来该是个姑娘，生错了！”我最大的快乐，是独自坐在花园或溪边，沉浸在幻想里。

这些幻想的大胆和辽阔，同我的举止截然相反。我像读过的无数翻译小说中的英雄那样，率领一群对我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服从的部下，四处纵横；或者脸蒙面具，腰插双枪，把住在隔一条街、在我心里唤起难以名状的甜蜜欲望的法赫丽耶，掳到山中那座辉煌的洞府。

我想象，她起初怎样害怕、挣扎；随后看到在我面前瑟瑟发抖的人群和洞中无与伦比的财富，怎样惊讶；最后，我揭下面具，她又会怎样带着掩不住的欢喜，叫喊着扑进我怀里。有时，我像伟大的探险家一样游历非洲，在食人族之间经历前所未有的冒险；有时，又成了闻名的画家，漫游欧洲。

读过的每一本书，米歇尔·泽瓦科、儒勒·凡尔纳、大仲马、艾哈迈德·米特哈特、韦吉希诸人的作品，都在我的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位置。

父亲恼恨我看这么多书，有时把小说拿去扔掉，有时不许晚上给我房里点灯。可他发现，我总能想出办法，在一盏细绳灯芯的小油灯下，忘我地读《巴黎的秘密》或《悲惨世界》，也就不再管了。我到手什么便读什么，读到什么便受什么影响，不论是勒科克先生的历险，还是穆拉特先生写的历史。

我在一本古罗马史里读到，有个名叫穆齐乌斯·斯凯沃拉的使者，在同敌人议和时，对方威胁，不接受所提的条件就杀死他。他便把手臂伸进身旁的火中，一直烧到肘部，同时仍平静地继续谈判，表明这种威胁吓不倒他。我也生出把手伸进火里、试一试自己是否有同样毅力的愿望，结果手指烧伤得相当厉害。

这个人带着微笑承受极大痛苦的形象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我一度也想写点东西，甚至涂过几首短诗，可很快便放弃了。那种害怕把内心以任何形式暴露出来的恐惧，那种无谓而多余的胆怯，使我不能写作。我只继续画画，因为我不觉得，这是把自己的内心交出去。

我以为，绘画只是把外面的一切搬到纸上，自己不过充当一个媒介。后来，明白事情并非如此，连这也放弃了……还是因为那种恐惧……

在伊斯坦布尔，在美术学校里，没有谁帮助，我独自明白了：绘画也是一种表达，是内心的表达。于是，我不再去上课。老师们原本也没看出我有什么特别。在家里或画室里画的那些东西，我只能拿出最没有意义的几幅。凡是透露自己、含有自己某些东西的画，我都小心藏起，羞于示人。

若偶然落到别人手里，我就像一个赤身裸体、私密处被撞破的女人，惊慌失措，涨红脸，逃开。

我在伊斯坦布尔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很久。那是停战时期，城里的无耻和混乱，已到了我不能忍受的地步。我写信向父亲要钱，想回哈夫兰。约十天后，收到一封长信。父亲为了让我成为有用的人，正采取最后一个办法。

他不知从哪里听说，由于德国货币贬值，外国人在那里生活十分便宜，甚至比在伊斯坦布尔花的钱还少。他让我去学“制皂，尤其是香皂制造”，并说寄来了一笔钱，供路费和其他开销。我高兴极了。

不是因为我对这些手艺有兴趣，而是因为，那个从童年起就在眼前变幻出无数形象、承载着无数幻想的欧洲，竟在这样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给了我亲眼见它的机会。父亲在信里说：“一两年学好了回来，我们把这里的皂坊扩大、改良，交给你管理。你也就进入商界，凭一技之长，过幸福富足的日子！”

可我连想都没想这一层……

我想的是，自己会学会一门外语，用它读书；尤其重要的是，在这“欧洲”，我会遇见那些从前只在小说里见过的人。我之所以同周围保持距离，显得孤僻，难道不也因为，现实里找不到书中那些我认识、认同的人吗？

一个星期之内，我准备停当，乘火车经保加利亚前往柏林。我一点外语都不懂，靠着四天旅途中从会话书上背下的寥寥几个词，找到了一个寄宿旅馆。它的地址，我在伊斯坦布尔时就抄在本子上了。

最初几个星期，我一面学习足以应付日常的语言，一面惊奇地四处张望，游览城市。开头的惊异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归根结底，这也不过是一座城，只是街道宽一些，干净得多，人们的头发更金黄。并没有什么足以使人惊得昏倒的东西。我想象中的欧洲，却是另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。

可真要细想，我也说不清，想象中的欧洲究竟是什么样，这座身处其中的城市又缺了什么……那时候，我还不懂，生活中的事，永远不可能像头脑里的那样奇妙。

想到不懂语言便无从做事，我开始向一个退役军官上课。他在大战期间去过土耳其，学会一点土耳其语。旅馆女主人也把空闲时间用来同我闲聊，帮助我学习。其他住客觉得，能同一个土耳其人交往是难得的机会，便用种种荒唐的问题，把我的头都问大了。晚饭时围在桌旁的那群人，颇为形形色色。

其中，同我特别熟悉的是荷兰寡妇范·蒂德曼太太、从加那利群岛运橙子到柏林的葡萄牙商人卡梅拉先生，以及年老的德普克先生。最后这一位，从前在德国的喀麦隆殖民地经商，停战以后抛下全部产业，逃回祖国。

他靠保住的一点钱，过着相当俭朴的生活，白天参加当时柏林层出不穷的政治集会，晚上回来讲感想。他还常带来新结识的、退伍失业的德国军官，一连辩论几个小时。

照我半懂不懂的理解，他们认为，要挽救德国，就得由一个像俾斯麦那样有钢铁意志的人掌权，立即着手扩军，再打一场战争，纠正那些不公。

有时一个住客离开，空出的房间马上又来一位新人。但渐渐地，我习惯了这些更替，习惯了那间阴暗饭厅里始终亮着的红灯罩电灯，习惯了任何时候都散不去的各种卷心菜气味，也习惯了同桌人的政治争论，甚至开始厌烦。尤其是那些争论……人人都有一套挽救德国的主张。

但这些主张，实际上都不关乎德国，而只关乎各自的利益。一个因货币贬值失去财产的老妇，恼恨军官；军官则责怪罢工的工人和不愿继续打仗的士兵；殖民地商人咒骂无端挑起战争的皇帝。连早晨替我收拾房间的女佣，也要同我谈政治，一有空便立刻读报。

她也有自己热烈的信念，说起来，脸涨得更红，攥紧拳头在空中挥舞。

我仿佛忘了自己为什么来德国。只有收到父亲的信，才想起制皂这件事。我写信说，自己还在学语言，很快便会去一家工厂，一面安慰他，一面安慰自己。日子一天天完全相同。我已经逛遍全城、动物园和博物馆。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，几个月便被看完了，几乎使我绝望。

“这就是欧洲！这里又有什么？”我对自己说，断定世界本来就是件十分乏味的东西。下午，我常在大街的人群中游荡，看那些回家的女人，脸上带着仿佛完成了重大事务的严肃；或者看她们挽着男人，眼神迷离，向四周散布笑容；也看那些走起路来仍保留军人步伐的男子。

为了不至于完全欺骗父亲，在几个土耳其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到一家高级香皂公司去申请学习。这家企业属于瑞典财团，德国职员还没有忘记战时的同袍关系，因此亲切地接待了我。不过，凡是超出我在哈夫兰自家皂坊里耳濡目染所学的技术，他们便不大肯让我看，大概觉得那是公司的秘密。

也可能是看不出我有什么热情，不愿白费工夫。渐渐地，我不再去工厂，他们也没问我去了哪里；父亲来信的间隔越来越长，我则继续在柏林过日子，不去想该做什么，也不去想为什么到了这里。

我每周三个傍晚向那位退役军官学德语，白天看博物馆和新画廊里的画。离旅馆还有一百步，卷心菜味就钻进鼻子。可头几个月过后，我不再像起初那样无聊。我开始试着读书，渐渐从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乐趣，过了一阵子，几乎成了瘾。

我趴在床上，把书摊在面前，身边放一本又旧又厚的词典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常常连查词都等不及，凭上下文猜出句意便读下去。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这次读到的，不像童年和少年时那些翻译或本国小说，只讲英雄、非凡人物和闻所未闻的冒险。

几乎每一本里，我都能找到自己、周围生活、所见所闻的一部分。曾经身在其中却未曾理解、未曾看见的事，忽然被我想起，而我觉得，自己现在才赋予它们真正的意义。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俄国作家。有时，我一口气读完屠格涅夫的一部长篇故事。其中有一篇，使我一连几天不能平静。

那故事叫《克拉拉·米丽奇》。女主人公爱上一个相当单纯的学生，却没有向任何人吐露，只因爱上这样一个傻瓜而羞愧，最终成了自己强烈爱情的牺牲品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她同自己十分亲近。不能说出内心的事，把自身最强烈、最深刻、最美好的部分，以极大的珍惜与不信任隐藏起来——在这些地方，我觉得她像我。

博物馆里的古代绘画大师，也使我能不再乏味地生活。我曾在国家美术馆一幅画前站上几个小时，随后一连几天，把同一张脸、同一片风景留在脑中。

第三节

穿皮大衣的圣母

来德国快一年了。有一天——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是十月一个阴暗的雨天——我翻报纸时，看到一篇评论新画家展览的文章。我不大懂这些新派，也许是他们作品里过分的自负，和那种无论如何也要引人注目、表现自己的倾向，同我的性情相悖，所以我不喜欢。事实上，连那篇文章我也没有读。

可几个小时后，我照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，忽然发现，自己正站在报上所说的展览馆前。我又没有要紧事，便顺从这次偶然，走了进去。里面墙上挂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画，我漠然看着，逛了很久。

多数画使人想笑：棱角分明的膝盖和肩膀，不成比例的头和乳房，像用手工彩纸拼成、企图以刺眼颜色表现的风景；形状如碎砖的水晶花瓶，像在书里夹了多年一样毫无生气的花，以及仿佛从罪犯档案中取来的可怕肖像……不过，人总还能从中得到点消遣。也许，对于这些想用如此少的功夫成就如此大事业的人，应该恼怒。

但想到他们竟近乎病态地、甘心接受无人理解和沦为笑柄的惩罚，也就只能怜悯了。

在大厅靠近门口的一面墙前，我突然停住。尤其相隔这么多年，已无法说出当时的感觉。我只记得，自己像钉住一样，站在一幅穿皮大衣的女人肖像前。看画走过的人把我推向这边那边，我却无法离开。那幅肖像里，究竟有什么？

我知道自己解释不了。那是一种我从未在任何女人身上见过的神情，奇异，略带野性，略带骄傲，又十分强烈。尽管第一眼就知道，自己从没在任何地方见过这张脸，甚至没见过相似的脸，我却觉得，我们早已相识。

这张苍白的脸，这两道黑眉和眉下的黑眼睛，这深棕色头发，尤其是那融合了天真与意志、无尽忧郁与坚强个性的神情，不可能同我陌生。我认识这个女人，来自七岁起读过的书，来自五岁起营造的幻想世界。

她身上，有哈利特·齐亚笔下的尼哈尔，有韦吉希的梅赫朱蕾，有骑士比里丹的情人，有史书里的克娄巴特拉，甚至有我听人诵念圣人生平时想象出的、穆罕默德的母亲阿米娜。她是我幻想中所有女人的融合。野猫皮大衣上方，露出一小段颈项，即便藏在阴影里，仍显出暗淡的白色；再上面，是一张略向左转的椭圆形脸。

她的黑眼睛望着地面，仿佛陷入深不可解的沉思，又像怀着最后的希望，寻找一样确信永远找不到的东西。但那忧伤中又混着几分不屑，仿佛在说：“是的，我找不到我要找的……可那又怎样？”这种不屑，在她略丰润、下唇尤其饱满的嘴上，表现得格外清楚。眼皮微微浮肿。

眉毛不浓不淡，只稍稍短了一点。深棕色的头发围着宽阔、有棱角的额头垂下来，同野猫皮的毛混在一起。下巴略向前翘，有一点尖；鼻子细长，鼻翼略厚。

我的手几乎发抖，翻着目录，希望能找到这幅画的详细说明。靠后的一页下方，在作品编号旁，我读到：“玛丽亚·普德尔，自画像。”除此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看来，这位画家在展览中只有这一幅作品——她自己的肖像。我倒有一点高兴。

我担心，画出这幅奇妙肖像的女人，其余作品也许无法给我同样强烈的感受，甚至会削弱最初的钦慕。我一直留到很晚，偶尔走动，用看而不见的眼睛瞥瞥别的画，随即又赶快回到原处，久久端详。每次，我仿佛都在她脸上发现新的神情，看见逐渐显露的生命。

我觉得，那双垂下的眼睛正在暗中打量我，嘴唇也轻轻动着。

大厅里已经没有人了，门口一个高个子男人，似乎正在等我。我赶忙回过神来，走出去。外面飘着细雨。与每天晚上不同，这一次我没在路上逗留，径直回了旅馆。我热切地想快点吃过饭，回房间独自把那张脸重新唤到眼前。饭桌上，我一句话也没说。旅馆主人赫普纳太太问：

“今天去了哪些地方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随便走走，又看了一个现代画家的展览。”

桌旁的人立刻谈起现代绘画，我悄悄回了房。

脱衣服时，一张报纸从上衣口袋里掉到地上。我拾起来，放到桌上，心忽然跳得厉害。这正是早上买的那张报纸。我坐在咖啡馆里读它时，看到了那篇展评。为知道文章怎样谈那幅画和她的作者，我几乎把纸页扯破。像我这样迟缓、平静的人，竟如此慌张，连自己都吃惊。我从头粗粗浏览。

到了中间，目光钉在目录里见过的那个名字上：玛丽亚·普德尔……

文章花了不小篇幅，谈这位第一次参展的年轻艺术家。

它说，这位显然更愿意追随古典大师的女画家，有着令人惊讶的表现力；许多自画像作者喜欢“美化”自己，或者反过来“故意丑化”，她却没有这种倾向。经过一番技术上的议论，作者又说，出于奇异的巧合，画中女人的姿态与面部表情，竟同安德烈亚·德尔·萨尔托《鹰身女妖的圣母》里的圣母像惊人地相似。末了，文章半开玩笑地祝这位“穿皮大衣的圣母”获得成功，便转而谈另一个画家。

第二天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卖名画复制品的店里，寻找那幅圣母像。在一本厚大的萨尔托画册里，我找到了它。

复制品印得很差，许多细节看不清，但文章作者说得没错：这位圣母抱着圣婴，坐在高处，垂眼望着地面，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右边的大胡子男人和左边的青年。她的面容、头的姿态，以及目光和唇边清楚流露的忧伤与失望，都同昨天那幅画一样。店里可以单卖这一页，我立即买下，回了房间。

仔细观看以后，我认定，这幅画在艺术上有一种很不寻常的东西。

我一生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圣母。以往见过的圣母像，总把天真表现得过了分，甚至到了无意义的地步。她们看着怀中的婴儿，像小孩子在说：“看，天父赐给了我什么！”又或者，像生下一个不能说出父亲姓名的孩子的女佣，望着婴儿，茫然地微笑。

萨尔托笔下的玛利亚却是一个已经学会思考、对人生作出判断，并开始轻视世界的女人。她不看两侧仿佛正在祈祷的圣徒，不看怀中的基督，甚至不看天空。她看着大地，而且无疑看见了什么。

我把画放到桌上，闭起眼睛，想象展览中的肖像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想到，画里的人在现实中也存在。既然画家画的是自己，那么这个奇妙的女人便正在我们中间行走，把深邃的黑眼睛投向地面，或投向面前的人，张开下唇略厚的嘴说话——总之，她活着。我可能在什么地方遇见她……

一想到这种可能，我的第一个感觉竟是巨大的恐惧。像我这样一生毫无艳遇的男子，第一次便碰上这样的女人，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。

我虽然二十四岁，却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男女交往。在哈夫兰，几个年长的街坊伙伴曾带我们胡闹过几回，但那些不过是醉中荒唐事，连意义也无从理解；性情中的羞怯，又使我不愿再去。

女人对我来说，是一种激发幻想的、超出肉身而不可接近的存在。炎热的夏天，我躺在橄榄树下，她们便参与我无数的冒险。多年来，我秘密爱着邻居法赫丽耶；在幻想里，同她的关系常常放纵到不堪言说，可真在街上遇见，我却心跳得几乎站不住，脸上发烫，四处寻找逃路。

斋月的夜晚，为看她同母亲提着灯笼去做夜间礼拜，我会偷偷溜出家门，藏在她家对面。但门一打开，昏黄灯光里一出现黑袍包裹的身影，我便把头转向墙壁，浑身发抖，唯恐她们发现我在那里。

只要一个女人使我心动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躲开她。面对她时，我怕每个动作、每道目光都会泄露秘密，在那难以形容、几乎令人窒息的羞耻中，变成世上最可怜的人。我不记得自己一生曾认真注视过任何女人的眼睛，连母亲也没有。

近来，尤其在伊斯坦布尔时，我曾决心同这种无谓的羞怯斗争，对朋友介绍认识的几个姑娘，试着大方些。可一从她们那里察觉一点关心，所有打算和决心便飞得无影无踪。

我绝不是什么纯洁无知的人。独处时，我同脑中浮现的女人经历着情场老手也未必想得出的情景。温热而颤动的嘴唇压在嘴上，那种令人陶醉的感觉，比真实可能带来的，还要强烈几倍。

然而，展览里这幅穿皮大衣的肖像，彻底笼罩了我，使我连在想象中触碰她也办不到。别说同她相爱，连像两个朋友那样面对面坐着，也不敢想。相反，去看那幅画，长久凝望那双确信不会回望我的眼睛，这欲望却越来越强。我披上大衣，又向展览馆走去。这样的日子，持续了许久。

每天，我总在下午去那里，装作看走廊里的画，慢慢游荡，竭力克制急着赶往真正目的地的脚步。随后，仿佛偶然注意到似的，在“穿皮大衣的圣母”前停下，出神地看，一直等到关门。我已经察觉，守门人和许多每天都来的画家，都记住了我。

我一进门，他们脸上就浮起笑意，目光久久追随着这个古怪的爱画人。最后几天，我连在其他画前装模作样也省了，径直走到穿皮大衣的女人面前，在长凳上坐下，时而看她，看累了，又垂眼看自己面前。

我的举动必然引人好奇。果然有一天，害怕的事发生了。一位年轻女人走到我身旁。我在大厅里见过她几次；从她同那些留长发、穿黑衣、系着硕大领结的画家谈话的样子，猜到她也是画家。

“您对这幅画很有兴趣吗？”她问，“您每天都来看！”

我猛地抬起眼，又立刻垂下。她过分随便、略带嘲弄的笑容，使我很难受。距我一步之遥的尖头皮鞋，仿佛在抬脸等我的回答。短裙下露出的双腿，我不能否认，确实匀称；它们偶尔微微绷紧，在丝袜下面形成一道柔和的起伏，一直伸到圆润的膝盖。见她不听到回答便不打算走，我说：

“是的……一幅很美的画。”

随后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有必要撒个谎，作一点解释，便低声补充：

“因为她很像我母亲……”

“啊，所以您才每天来，一看就是几个小时！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您母亲去世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她等着，仿佛要我继续说。我始终低着头，补了一句：

“她在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是吗？哪里？”

“土耳其。”

“您是土耳其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就看出您是外国人了！”

她轻轻笑了一声，十分随意地坐到我旁边。双腿交叠时，裙边露到了膝盖上方，我又像平常一样，觉得脸上一阵火热。这仿佛使她更开心了。她再问：

“您没有母亲的照片吗？”

这种多余的好奇使我厌烦。我看得出来，她纯粹是为了取笑。别的画家在远处望着我们，无疑正在咧嘴笑。

“有，可是……这不一样。”

她的声音稍稍认真起来：

“哦……原来这不一样。”

紧接着，又轻轻笑了一声。

我动了动，想起身逃走。她察觉了。

“别不自在，我这就走……让您同母亲单独待着吧！”

她起身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住，又回到我身旁，用一种与刚才完全不同的、认真甚至有些忧伤的语气问：

“您真的愿意有这样一位母亲吗？”

“愿意……多么愿意啊！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她转身，迈着轻快、年轻的步子走了。短发在颈后跳动，双手插进上衣口袋，使那套窄窄的女式西装紧贴着身体。

想到最后那句话怎样揭穿了自己的谎言，我大为慌乱，立刻起身，连向四周看一眼也不敢，便冲到街上。

心里仿佛在同一个旅途中相识、投契，却不得不匆匆分手的人告别。我知道，自己再也不能踏进这个展览了。人，那些彼此全不了解的人，又把我从这里赶走了。

想到一回旅馆，那些无意义的旧日子便要重来：饭桌上听挽救德国的方案，听因通货膨胀失去家产的小康人家的抱怨；回到房间，躲进屠格涅夫或特奥多尔·施托姆的故事——我才明白，过去两个星期，生活开始有了怎样的意义，而失去它又是什么滋味。

一种可能，一种我连相信它存在都不敢的可能，曾走近我空虚而无意义的生命，随后又同到来时一样，突然、无缘无故地退去了。此刻我才懂得，自有记忆以来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人，只是自己没有察觉，也不曾承认；因此，我才逃避所有其他人。

那幅画曾使我暂时相信，这个人是能够找到的，甚至已经近在身旁。它在心中唤醒了一种再也无法使之沉睡的希望。因此，这回的失望也格外巨大。我更加逃避周围，更深地缩进自己。我想写信告诉父亲，自己要回去了。

可要是他问：“你在欧洲学会了什么？”我又该怎么回答？于是，我决定再留几个月，在这期间，把“香皂制造”学到足以让他满意的程度。我又去那家瑞典公司，虽受的接待冷淡了些，仍开始按时进厂。学到的配方和方法，仔仔细细记在本子里，又找来有关这门手艺的书，努力阅读。

旅馆里那位荷兰寡妇蒂德曼太太，也同我越发熟悉了。她给住在寄宿学校的十岁儿子买了儿童小说，便拿来让我读，问我的意见。有些晚上，吃过饭，她会找个无谓的借口来到我房里，坐上许久，闲聊个不停。

她常想打听，我同德国姑娘有些什么艳遇。听我说实话，便眯起眼睛，摇着食指，露出一副什么都明白的笑容，仿佛在说：“你这个花花公子！”有一天下午，她邀我一起散步。傍晚回家时，又坚持拉我进一家啤酒馆。不知不觉，喝到了很晚。来到德国后，我偶尔也喝啤酒，可从没像那一晚。

我记得，整个大厅忽然在头顶转起来，我失去知觉，倒在蒂德曼太太怀里。过了一阵，清醒过来，看见好心的寡妇正用一块让侍者弄湿的手帕，替我擦脸。我说赶快回家吧。她坚持自己付账。出去以后，我发现，她摇晃得一点也不比我轻。

我们互相挽着胳膊，撞着过路人向前走。快到午夜，街上已不太拥挤。过马路时，发生了一件怪事：刚到对面人行道，蒂德曼太太被路沿绊了一下。这个稍胖的女人想抓住我，以免跌倒，大概因为个子比我还高，竟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。可等站稳了，她仍不放手，反而搂得更紧。

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，我也忘掉了羞怯，紧紧抱住她。突然，这个三十五岁女人饥渴的嘴唇落到我脸上。她的呼吸虽有些热，这一番奔放的情意，却像一种浓烈而美好的香气，在我心里弥散。几个过路人笑着祝我们幸福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前方十步远处，一个女人从电线杆下面朝我们走来。

我全身因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而发抖。仍搂着我的女人察觉了，越发热烈，把亲吻洒满我的头发。可我已开始挣脱，想看清那个走近的女人。是她。那只看见一瞬的脸，像闪电划过醉意蒙眬的脑海。野猫皮大衣里的苍白面容、黑眼睛和细长鼻子，正是展览里的那幅画像——“穿皮大衣的圣母”。

她带着那特有的忧伤与厌倦，仿佛没有注意周围，朝前走着。看见我们，她诧异了一瞬，目光恰在此时同我相遇。我看见她眼里掠过一点近乎笑意的东西，整个人像颈后挨了鞭子，猛地一颤。尽管醉着，我仍清楚地懂得，第一次竟以这副样子同她相遇，是何等惨事；而她用那样一个微笑，对我作出最初的判断，又意味着什么。终于，我挣开年长女人的双臂。

我立刻想追上那位“穿皮大衣的圣母”。不知要做什么，要说什么，便追到了街角。她已经不见了。我四处寻找了几分钟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蒂德曼太太又来到身边，不停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告诉我，你怎么了？”她挽住我，把我拖向住处，一路将我的胳膊压在身上，俯下脸靠近我。这回，她温热的呼吸，浓重得使我无法忍受。可我仍没有反抗。

我一生都不习惯反抗任何人，能做的只有逃避，而现在连逃也办不到。没走出三步，她就能追上。同时，方才的偶遇已使我发懵。酒意渐退，我努力连贯地思索，想重新看清几分钟前盯住我、对我微笑的那双眼睛。可这一切，如今又像幻觉，像发热的头脑编造出来的可怕画面。不，我没有看见她。

我不可能在那样的情形下遇见她。那全是身旁女人搂着我、吻着我、把呼吸吹在我脸上所引出的噩梦……我只想快点回家，倒在床上，立即睡着，摆脱无谓的妄想。可她丝毫不想放开我。越接近住处，动作越狂热；被未曾满足的欲望加强的手臂，也把我勒得更紧。

在楼梯上，她又扑过来搂我的脖子。我敏捷地挣脱，冲上楼。她庞大的身躯震得楼梯直响，喘得几乎透不过气，仍在后面追。正当我想把钥匙插进房门，走廊另一头出现了从前的殖民地商人德普克先生。他慢慢走来。

我懂得，他一直没睡，正在等我们，不由得松一口气。旅馆里人人都知道，他对这个颇有财产、又正在女性欲望旺盛年纪的寡妇，怀着甜蜜的打算。甚至有人说，她也并非全然不回应他的情意，已有一定计划，要用柔软的纽带，把这个过了五十仍十分健壮的老单身汉拴住。

两位熟人在走廊里相遇，迟疑了一下。我立即溜进房间，从里面锁好门。外面低低的谈话持续了很久。听得出，谨慎的问题得到了不伤人的回答；而这些解释，对那双一心愿意相信的耳朵，起了安抚作用。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和低语往走廊另一端远去，消失了。

一躺下，我就睡着了。临近清晨，做了些烦闷的梦。穿皮大衣的女人以各种模样出现，用那可怕而压倒一切的微笑折磨我。我想对她说些什么，讲些什么，作些解释，却办不到。她黑眼睛里锐利的神情，锁住了我的嘴。见自己被她用不可改变的判决定了罪，我更加痛苦，陷进深深的绝望。天还没亮，我便醒了，头疼。

我开灯，想读点书。字句从眼前消失，白色纸页中央的雾气里，却浮出两只黑眼睛，无声而尽情地嘲笑我的可怜。虽然认定昨晚所见只是一场幻觉，我仍无法平静。于是起身穿衣，走到街上。那是一个寒冷潮湿的柏林清晨，除了推着小车挨户送牛奶、黄油和面包卷的学徒，街上没有别人。

几个街角，警察正在撕扯夜间贴上的革命传单。我沿运河走到蒂尔加滕。静水上，两只天鹅像玩具般一动不动地滑行。林中的草地和长椅全湿透了。一张长椅上，有份被坐皱的报纸，还有几根发夹。我看见它们，便想起昨晚自己的情形。

蒂德曼太太想必也在啤酒馆和路上掉了不少发夹。此刻，她也许正躺在邻室老德普克先生身边，安稳地睡着，并不想着天亮后要在女佣起床前回自己的房间。

我比平时更早到了工厂，格外热情地同门房打招呼。我决心全力投入工作，借此摆脱无所事事生出的烦恼和幻觉。我站在掺了玫瑰香精的制皂大锅旁，做了很长的笔记，又记下给香皂压印的机器是哪家工厂出品。

我已把自己想象成哈夫兰一座现代化大皂厂的经理，看见印着“穆罕默德·拉伊夫——哈夫兰”的粉红蛋形香皂，包在柔软芬芳的纸里，传遍整个土耳其。

临近中午，烦闷似乎少了，生活也开始显出一点玫瑰色。我明白自己为多少无意义的东西折磨着，觉得全怪自己的幻想，怪自己躲在内心胡思乱想。但往后我要改变，少读些专业书以外的东西。像我这样一个乡绅的儿子，又有什么理由不能幸福？

父亲的橄榄园、哈夫兰的两家工厂和一间皂坊，都在等着我。两个姐姐都嫁给了有钱人，我可以买下她们的份额，做家乡一个受尊敬的商人。敌人已被赶出国土，国民军解放了哈夫兰。父亲在信中情绪激昂，接连写着爱国的句子。连我们在这里，也曾到使馆举行大型聚会，体会胜利的激动。

偶尔，我也打破惯常的沉默，凭自己所知的安纳托利亚战事，向德普克先生和那些失业军官提出挽救德国的建议……因此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烦闷。一幅毫无意义的画——就算有意义，又怎样——一本写虚构故事的小说，为什么要在我的生活里起作用？不，从今以后，我要彻底改变……

然而，傍晚天一暗，无缘无故的忧伤又落进心里。为了不在饭桌上碰见蒂德曼太太，我决定在外面吃饭，喝了两大杯啤酒。可无论怎样努力，白天的乐观也回不来。心脏周围，仿佛总有什么在收紧、挤压。我希望到空气里走走，能摆脱这种坏心情，便匆匆付账。外面飘着细雨，天空阴沉。

城市繁多的灯光，把低云映成红色。我来到那条名叫选帝侯大街的宽阔长街。这里天空更亮，连从几百米高处落下的雨滴，都染成橙色。两侧尽是娱乐场所、电影院和剧院。尽管下雨，人行道上的人仍从容闲逛。我慢慢走着，想一些无意义、彼此不相干的事。

仿佛要赶走一个坚持闯入脑海的念头，我读每块招牌，查看每一处灯光广告，在这条绵延数公里的大街上来回走了几趟。随后向右拐，走向维滕贝格广场。

那里，一家被称作卡德维的大百货店前，几个穿红靴、像女人一样涂着脸的青年，在人行道上向过路人投去招徕的目光。我掏出表，已经过十一点。原来这样晚了。脚步突然加快，我转向附近的诺伦多夫广场。这一次，我很清楚自己往哪里去。昨晚，我正是在那里、正是在这个钟点，遇见“穿皮大衣的圣母”。

广场空着，南边的大剧院前，只有一个警察在踱步。我进了对面的街，来到昨晚同范·蒂德曼太太相拥的地方，盯住前面的电线杆，仿佛寻找的人会突然在那里出现。我曾如此反复劝自己，昨晚所见只是幻影，是醉后的妄想；现在却站在这里，等着她，那个女人，也许是那个幻影。

从早晨起搭建的一切，都已烟消云散。我仍像从前那样，远离世界，始终是幻想和内心的玩物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一个人穿过广场，向这条街走来。我藏进一所房子的门洞里，等待着。探头望去，认出了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，她正迈着短而有力的步子走近。这次不可能认错，我没有喝醉。皮鞋的清脆声撞在冷清街道两侧的房屋上，发出回响。我的心像被碾碎一般疼痛，狂跳起来。

脚步已近。我背对街道，摆弄着门，弯下身，装成正要开门进去的样子。声音来到身后时，我费了极大力气，才没有倒下，没有低叫出声，只能扶住旁边的墙。她继续走。我从藏身处出来，怕再次丢失她的踪影，便跟得很近。我没看见她的脸。

明明这样害怕同她相遇，此刻却走在她身后五六步远。她仿佛没有察觉。既然一想到可能被她看见，我便要找地方藏起来，为什么又来这里等她？为什么跟着她？究竟是不是她？凭什么认定，一个夜里某时经过某条街的女人，第二晚还会从那里经过？这些问题，我一个也答不出来。

我心跳不止地跟着，一想到她可能突然回头看见我，便更加激动。我低着头，只看见沥青路面，循着脚步声走。忽然，脚步声停了。我也停住，头垂得更低，像个罪犯一样等着。没有人走近，也没有人问：“为什么跟着我？”

几秒钟以后，我才注意到，这里比街上其他地方亮。

慢慢抬起眼，女人不见了。前面几步远，是一家颇有名气的歌舞酒馆，门口灯火通明。伸向街道的巨大招牌上，蓝灯泡组成的“大西洋”时明时暗，字下又用灯泡画出海浪。一个约两米高、穿金饰制服、戴红帽的门房，躬身请我进去。

我明白她进了这里，便毫不犹豫地走近他。

“刚才走在我前面、穿皮大衣的那位女士，是进这里了吗？”

门房又躬了一次身：“是的。”

他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。我突然想到，她也许是这里的常客。每晚同一时刻到来，正说明这一点。我深深舒了口气，脱下大衣，走进大厅。

里面人很多。中央下陷处是圆形舞池，对面有一支乐队，两侧是高起而幽暗的包厢，半数以上拉着帘子。里面的男女偶尔出来跳舞，随后回去，再把帘子拉上。我找一处显然还无人占据的位置坐下，要了一杯啤酒。心不再狂跳，目光也不慌不忙地向四周扫去。

我希望在某张桌旁找到她，那个几星期来使我失眠的穿皮大衣的女人，身边坐着年老或年轻的浪子。我赋予她如此重大的意义，只要亲眼看她怎样把自己待价而沽，便能摆脱一切空洞的幻想。舞池周围没有她，想必进了哪间包厢。我感觉自己苦笑起来，恼恨自己执意不肯按人本来的样子去看人。

二十四岁了，我竟还没有摆脱童年的天真。一幅简单、甚至未必美的画，给我留下何等过分的印象，生出何等广大的希望。我在那苍白面孔里填进了足以写满几本书的意义，找到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品质。而她，原来同许多年轻女人一样，在这种地方追逐卑俗的快乐。

那件我曾如此敬重地凝望的野猫皮大衣，大概也是在这种地方服务的报酬。

我决定依次盯紧拉帘的包厢，认清里面的人。半小时后，那些隐秘角落里的热情伴侣，我已全部认得。她确实不在其中。我不惜引起所有人的好奇，每逢帘子开合便仔细望进去。没有哪间藏着不出来跳舞的一个人或一对人。

我又陷入痛苦的疑惑。难道今晚也看错了？柏林又不是只有一个女人穿这种皮衣，况且我并未看见她的脸。一个昨晚在醉中对我投来嘲弄笑意的女人，单凭步态，我就能认出来吗？昨晚，我真的看见她了吗？还是一切，正如今早以来的解释，全是幻觉？我开始害怕自己。我究竟怎么了？先被一幅画影响到这种地步……

又以为画中的女人在深夜出现在面前，再凭脚步声和皮衣判断，随便跟着一个女人……除了立即离开，严格管住自己，已没有别的办法。

大厅忽然暗了，只有乐队所在处留着微光。舞池清空，片刻后，缓慢的音乐响起。乐器后传来细细的小提琴声，渐渐接近。一个穿着白色低胸晚礼服的年轻女人，边拉琴边走下来，用很低、几乎接近男声的女低音，唱起当时流行的一首歌。

一道聚光灯，在地面画出蛋形光圈，照着演奏者。

我立刻认出了她。所有疑虑和千百种无谓的猜测，全消失了，心里却又一阵绞痛。她在这里工作，不得不向四周分送虚假的笑容，违心地卖弄风情，这使我十分悲伤。

画里的女人，我可以想象她身处任何境地，甚至从一个怀抱转进另一个怀抱，却从未想到会这样看见她。此刻的她，有一种明白得无可掩饰的可怜，同我心中那个骄傲、超然、意志坚强的女人，几乎无法相比。

“还不如像方才猜的那样，看她同男人喝醉、跳舞、接吻！”我想。因为那些至少是自愿的，是忘了自己，放任自己。而眼前做的事，她显然全不愿意。她的小提琴技艺并不出众，嗓音只是天然好听，或者说，有感染力。唱出的歌带着颤抖的怨诉，仿佛出自一个喝醉的男孩子之口。

脸上的笑容像补丁，仿佛随时等着一点机会，好从那里消失。果然，她俯向一张桌子，朝客人送出几句缠绵的歌声，再转去另一桌时，面容便短暂地严肃起来，完全恢复画里的神情。世上没有什么，比一个天性忧郁的人勉强自己欢笑，更使我痛心。她走近的一桌旁，一个年轻醉汉缓缓起身，吻了她裸露的背。

她的脸像被蛇咬一样皱起，身体掠过冰冷的战栗，但极其短暂，也许连四分之一秒都不到。

随后，她直起身，微笑地看着男人，眼里仿佛努力在说：“哦，您做得多好！”又将目光转向同桌那位显然因男伴举动而生气的女人，点点头，仿佛在说：“请别介意，女士，男人有权对我们做这些事！”

每首歌唱完，便响起稀落的掌声。她用头示意乐队换曲，又以同样低沉、满含怨诉的嗓音唱下去。白裙遮住的脚在木地板上拖动，从这张桌到那张桌，在搂着脖子的醉酒伴侣头边，或在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的包厢帘前，把头贴向琴，以并不熟练的手指拨弄琴弦。

看见她走向我这一桌，我大为慌乱，不知道该怎样看她，该做什么。随后又笑自己：昨天午夜，在黑暗街头见过的男人，她怎么可能认出来？对她，我还能是什么，不过是个普通青年，一个来寻欢、找伴的客人罢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仍低下头。

我看见她拖在地上的裙边，末端沾着灰，下面露出一点白色浅口鞋的鞋尖。她没穿袜子。脚背上，在脚趾根部，有一小段一指宽的皮肤，连聚光灯苍白的光也掩不住那一点粉红。我目光落在那里，竟像看见了她赤裸的全身，浑身一颤，羞惭地抬起眼。她正仔细望着我，没有唱，只在拉琴。

脸上没有那种勉强的笑。我们目光相遇，她用眼睛友善地向我招呼。是的，没有夸张，没有咧嘴，她像个老朋友一样同我招呼。她只眨了一下眼，却清楚得不容误解。随后，她笑了，那笑容遍布全脸，明朗、干净、毫无虚假，像见到老朋友那样……

拉了一会儿，她又向我致意，这一次既用眼睛，也点了点头，然后去了别桌。

我强烈地想跳起来，搂住她的脖子，边哭边亲吻她。我不记得一生有过这么幸福、心胸这么舒展的时刻。一个人几乎什么也不做，怎么就能使另一个人这样幸福？一个友善的招呼，一个干净的笑容……此刻，我再不需要别的。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，目光追随着她，低声说：“谢谢你……谢谢你！”

看画时想过的一切，如今竟得到证实，我因此满足。她正是我所想象的那样。若不是，又怎么会用那么熟悉的眼光望着我，向我打招呼？

突然，一丝疑虑刺过心头：她会不会认错人了？或者，昨晚在街上看见的这张狼狈的脸，使她觉得不陌生，却想不起在哪里认识，所以谨慎起见，便招呼一下？可她脸上没有丝毫犹疑，也没有搜寻记忆的出神。她毫不迟疑地直视我的眼睛，然后微笑。

无论如何，她表示出的这一点亲近，已经足以使我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。我坐在桌旁，脸上带着那些满意于生活的人所有的、放肆而安逸的笑，看看面前，看看周围，再看看已走到大厅另一端的年轻女人。深色微鬈的短发垂在颈后；裸露的手臂一动，腰便略向两侧弯转，背部的细小肌肉也随之起伏。

最后一首唱完，她快步消失在乐队后面，灯又亮了。我沉浸在幸福里，什么也不想地坐了一阵，随后问自己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立即出去，在门口等她吗？……为了什么？……同她一句话也没说过，就守在路上问：

“能让我送您回家吗？”

她会怎样看我？她略表示一点关心，我就用最陈旧的搭讪话去回应？

我决定，最得体的是现在离开，明晚再来，慢慢加深交情。一个晚上，有这些已经太多。从小，我就害怕挥霍幸福，总想留一些给将来。这固然使我错过许多机会，但我始终不敢因索取更多而把好运吓跑。

我向四周找侍者，却看见她穿过乐队，走向大厅。手里没有琴，步子很快。她走向我这边，我又看看周围……是来找我，来我这一桌。她仍像方才那样友善地笑着，在我面前停下，伸出手：

“您好吗？”

直到此刻，我才从惊愕中稍稍清醒，想起该站起来。

“谢谢……我很好！”

她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摇一摇头，把垂在颊边的头发甩回去，注视着我。

“您大概生我的气了？”

我更惊讶，不明白她的意思，种种不合宜的猜想涌上来。

“没有，怎么会！”

她的声音并不陌生。我记得她脸上每一条线，甚至在其中发现比实际更多的意义，那是自然的。

我看了那么多天她的画像，把它刻在脑中，又用圣母像将它充实了。可是声音……我一定在哪里听过。也许在极遥远的童年，也许只在幻想里。

我动了动，想摆脱这些念头。既然她已在面前，同我说话，再分心想其他，便无谓而多余。

她又问：

“既然没生气，为什么后来一次也没来？”

糟了，她真的把我当成别人了。我动了动嘴唇，想问：“您从哪里认识我？”却出于一个不太诚实的念头，放弃了。万一我一问，她发现认错，简单道歉便走了呢？

这个美妙至极的梦，越久越好。我没有权利打断它，使它半途而止；即便为了真实，也没有权利醒来。

见我不回答，她换了一个问题：

“收到母亲的信吗？”

一瞬间强烈的惊愕之后，我从椅子上跳起，握住她的双手。

“天哪，原来那是您！”

一切都明白了，我终于记起，在哪里听过这声音。

她清亮地笑起来。

“您真是个古怪的孩子！”

这笑声，我也想起来了。展览里，我正对着那幅画出神，她走来，问我究竟从画中看见了什么；我说“像我母亲”，她便问“您没有母亲的照片吗”，接着笑出声——就是她！那时候，我怎么竟没认出来？画难道已把我迷住，连看清真人的能力也从眼中夺走了？

“可是，那时候，您一点也不像画里……”我低声说。

“您怎么知道？您又没看我的脸！”

“不，我想不会……怎么可能？”

“是，您看过几次……可是怎么个看法？……简直像故意不想看见！”

随后，她把仍握在我掌中的手抽回。

“我回到朋友那里，没有告诉他们您没认出我。不然，他们会笑坏的！”

“谢谢您！”

她想了想，眼里掠过一片阴云，突然认真起来。

“那么，您现在还想有那样一位母亲吗？”

我起初没想起来，随即赶紧回答：

“当然，当然……多么想啊！”

“那时候您也一模一样地说过。”

“也许吧……”

她又笑了。

“可我能做您的母亲吗？”

“哦，不，不！”

“也许可以做姐姐。”

“您多大了？”

“有这样问的吗？不过，算了，二十六……您呢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

“瞧，我能做您的姐姐吧！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我们沉默了一阵。我感到脑中有无穷无尽的话要对她说，说上多年也说不完，可此刻一句也想不起。她也没说话，望着面前，右肘支在桌上，一只手随意放在白桌布上。手指小巧，指尖渐细，使人觉得骨头极为纤巧。指尖红着，像受了冻。

我想起，方才握着的那双手确实冰冷，自以为可以借这说点什么。

“您的手好冷！”

她毫不犹豫：

“给我暖暖吧！”

两只手一起伸过来。

我望着她的脸。她的眼神坚定而有主见，似乎并不觉得，把手交给一个初次交谈的男人有什么特别。难道……那些不合宜的念头又回来了。为说点话把它们赶走，我说：

“在展览里没认出您，也不能全怪我！您那么快活，甚至有些爱嘲弄人……还有，怎么说呢，您的样子，同画上全不一样……头发短，裙子也短，衣服又那么窄……走起路来，几乎像跑，像跳……要把您同评论家称作‘圣母’的那幅庄重、沉思、甚至有些忧伤的画联系起来，实在不容易……不过，我还是惊讶……原来我出神到那种地步！”

“是啊，很出神……您第一天来，我就记得。您百无聊赖地走着，突然停在我的画像前，开始那么古怪地、专注地看，连经过的人也觉得奇怪。我起初也以为，您觉得画里的人像某个熟人。后来您每天来，我当然好奇，您不难理解。有几次，我走到您身旁，同您一起看那幅画，几乎头挨着头。

“您什么也没察觉，偶尔把目光转向这个扰乱清静的观众，却认不出。您的这种出神，有种奇怪的吸引力……如我所说，我也好奇……最后决定走来同您说话。别的画家朋友也好奇，他们也坚持让我来……可真不该那样做……我们彻底失去了您，您再没来过展览！”

“我以为他们会取笑我！”

说完立即后悔，这话可能冒犯她。但她却答：

“是，您有道理！”

随后，目光在我脸上移动，仿佛寻找什么。

“您在柏林很孤独，是吗？”

“哪一种孤独？”

“就是……孤独……无依无靠……心灵上的孤独……怎么说呢……您有一种样子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……我完全孤独……可不只在柏林……在整个世界上，我都是孤独的……从小就是……”

“我也孤独。”她说。这回，她把我的手握进自己的掌中。“孤独得几乎窒息……像一条生病的狗那样孤独……”

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指，略略举起，又落在桌上。

“我们可以做朋友！您刚认识我，我却已经观察了您十五二十天……您有一种不同于别人的气质……是的，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……”

我诧异地望着她。她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女人，这样向一个男人提出的，会是什么？我什么也不懂，没有经验，也不了解人。

她看出来了，脸上浮起一种担心，仿佛怕自己说得太过，被人误解。

“您可别像别的男人那样想……别给我的话安上别的意思……我一向直截了当地说话……像个男人……我本来就有许多地方像男人……也许正因如此，才这么孤独……”

她把我从头到脚端详许久，突然说：

“您身上也有一点女人气……我这才发现……也许因此，从第一眼见到您，我便觉得有什么令我喜欢……您有种少女的样子……”

这些话，我已从父母那里听过许多次；如今从一个第一次同我说话的人嘴里听见，既惊讶，又难过。她继续说：

“昨天晚上您的模样，我忘不了！整夜一想起来就笑……您像一个拼命维护贞洁的无辜姑娘，挣扎不休。可要从范·蒂德曼太太那里脱身，并不容易。”

我惊讶地睁大眼。

“您认识她？”

“怎么不认识？她是亲戚，我舅舅的女儿……不过，现在不来往了……不是我，是母亲不想同她来往，因为她这些做派……她丈夫是律师，死在大战里。现在，照我母亲的话，是过着‘不正经’的生活……可这又关我们什么事？昨晚怎样了？脱身了吗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我们住同一家旅馆。昨晚多亏一个巧合，我才脱身。旅馆里有位德普克先生，对您表姐十分关心，我们碰上他了。”

“他们能结婚就好了。”

我明白，她想用这句话结束这个话题。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都想不露痕迹地观察对方。目光偶然相遇，便带着赞许的微笑继续相看，仿佛在说：“我对所见的很满意。”

我先打破沉默：

“这么说，您有一位母亲？”

“跟您一样！”

我像问了句蠢话，很不自在。她察觉了，便换了话题。

“我第一次在这里看见您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从没来过这种地方……只是今晚……”

“今晚？”

我鼓足勇气：

“我是跟着您来的。”

她有些惊讶。

“跟到门口的，是您？”

“是。原来您察觉了！”

“当然，女人怎么会察觉不到这种事？”

“可您没回头！”

“我从来不回头……”

她沉默片刻，想了想，露出顽皮的笑。

“这也是我的一种消遣。走在街上，一感觉有人跟着，我便压住全部好奇，坚持不回头，同时在脑中想出许多可能：后面或许是个年轻人，或许是个衰老的猎艳者，富有的王子，贫穷的学生，甚至醉酒的流浪汉。我从脚步声判断他是谁，就这样，不知不觉，路便走完了……原来今晚是您！可是，听您迟疑的脚步，我还以为是个年长的已婚男人呢。”

她突然直视我的眼睛。

“您是在等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怎么猜到今晚我还走同一条路？您知道我在这里工作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可我也说不清……我想，也许……其实连‘也许’也没想，不知不觉，同一时刻，又到了那里……后来您经过，我怕被您看见，便藏进门洞。”

“走吧，路上再谈……”

见我发愣，她问：

“您不想送我回家吗？”

我立刻跳起来。这个动作把她逗笑了。

“别着急，朋友。我还得去换衣服。五分钟后，您在门口等我！”

她迅速起身，右手提起裙摆，快步消失在乐队后。离开时，又望着我，眨动那双奇妙的眼睛，像相识四十年的老友一样，同我致意。

我叫侍者结账。忽然间，我变得开朗而大胆。那人往长本子上写几个数字，我直盯着他的脸，仿佛在说：“傻瓜，没看见我的幸福吗？”我强烈地想微笑着招呼尚未离去的客人，甚至招呼乐队。内心突然想同所有人相拥，像多年离散终于重逢的朋友，以热烈的爱亲吻每一个人。

我站起来，迈着宽大、舒展、自信的步子，一跃跨下几级台阶，走到衣帽间。我从不这样挥霍，却给替我取大衣的女人留下一马克。站在门前，深吸一口气，向四周看。头顶“大西洋”的字已熄灭，海浪也不见了。天空晴朗，西边临近地平线处，有一弯纤细的新月。

身后，一个轻轻的声音说：

“等了很久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刚出来。”

我回答，转过身。

她站在面前，像下决定前思索的人那样眨着眼。最后，嘴唇轻轻一动：

“您真的像个好人。”

她一出现，我的勇气与自在就飞走了。心里明明想向她道谢，捧住她的手亲吻，嘴上却只能几乎听不见地说：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她十分随意地抓住我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托住我的下巴，用仿佛哄小孩的柔和声音说：

“哦，您真的像个少女一样害羞！”

我脸烧起来，低头望着面前。一个女人这样毫不拘束地对待我，使我十分窘迫。好在她没有继续，先放开下巴，再慢慢垂下抓着我胳膊的手。我抬起眼，吃了一惊。她脸上也有巨大的慌乱，甚至羞惭，红晕从脖子蔓延到两颊。眼睛半闭着，不敢望我。

脑中立刻冒出一个问题：“她为什么这样？她显然不是这种女人……可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像猜中了我的念头，她说：

“我就是这样……我是个古怪的女人……想同我交朋友，就得忍受许多东西……我有许多无谓的任性，前一个时辰和后一个时辰全不相同……总之，对朋友来说，我是个烦人而难以理解的存在……”

随后，她仿佛恼怒自己把自己说得这样坏，又用尖利、近乎粗鲁的声音补充：

“不过，随您的便……我不需要任何人……不想欠谁的情，不想求谁的友谊或恩惠……随您……”

我仍用那低低的、怯懦的声音说：“我会努力理解您。”

我们走了几步，她轻轻挽住我的胳膊，开始用平淡的声音说话，仿佛谈的是最普通不过的事。

“这么说，您会努力理解我？主意不坏……可在我看来，大概是白费工夫。不过，有时我想，我也许能是个好朋友……时间会说明一切……偶尔闹点小争执，也不要紧，您别放在心上。”

她停在路中央，举起右手食指摇了摇，仿佛叮嘱一个孩子要听话。

“您得记住，哪天您向我索取什么，一切便结束了。什么也不许要，明白吗？什么也不许要……”

接着，她像在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争吵，用急躁的声音继续说：

“您知道，我为什么如此憎恨你们，也就是所有男人吗？就因为他们向女人索取许多东西，仿佛那是最天经地义的权利……别误会，这些要求，并不一定非要说出口。

“男人看人的方式，笑的方式，抬手的方式，总之，对待女人的方式……只要不是瞎子，就能看见他们多么过分、多么愚蠢地自信。只要看看要求被拒绝时那副惊讶的样子，便足以明白他们傲慢的自尊。他们始终不肯放弃这种想法：自己是猎人，我们是可怜的猎物。

“我们的职责，只是服从、听命，把他们要的交出去……我们不能要求，也不能主动给予……我厌恶这种愚蠢、傲慢的男性自尊。您明白吗？正因为您没有那种无意义的自信，我才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……不过，我也不知道……我见过多少羔羊嘴里，露出野狼的牙！”

她说到一半，我们已重新向前走。步子急促而有力，她时而望地，时而看天，双手比画着说。句与句之间，常停顿很久，久得让人以为她已经讲完；这时，她又半闭着眼，继续赶路。

走了很远，她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。我也战战兢兢地陪在一旁，没有说话。在蒂尔加滕附近的一条街上，她停在一栋三层石楼前。

“我住这里……同母亲一起。明天再谈吧。不过别来那儿了……我想，我不愿让您再看见我那副模样……您可以把这记作对您有利的一点。明天白天见，一起走走。我在柏林有些自己爱去的地方，看看您会不会喜欢……好了，晚安……等等，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！”

“拉伊夫。”

“拉伊夫？……就这么短？”

“哈提普扎德·拉伊夫。”

“啊，不成……既记不住，也念不出！只叫您拉伊夫，行吗？”

“那我更高兴！”

“您也可以只叫我玛丽亚……我说过，不愿欠人情！”

她又笑起来。片刻间变换过几次神情的脸，重新变得亲切、甜美。她伸手握住我的手，用一种不知为何使我觉得像在道歉的温柔声音，再次道晚安，随后从包里取出钥匙，转过身。我慢慢离开，没走五六步，身后又传来她的声音：

“拉伊夫！”

我立刻转身，等着。

“来，回来！”

声音里仿佛忍着笑。她摆出极客气的样子说：

“这么快就有机会只用名字称呼您，我十分荣幸！”

她已站到门前较高的台阶上，我抬头看她的脸，却因昏暗而看不清。我等着她说下去。果然，她仍用那近乎含笑、却努力认真的声音问：

“您就这样走了？”

我的心猛地一跳，向前迈一步。有一种可能，我一时说不清究竟高不高兴；还有一个连想也不敢想的希望。

“要我留下吗？”

她也下了两级台阶。现在，街灯照着她的脸，清楚可见。黑眼睛带着狡黠的好奇，在我脸上转动。

“还没明白，我为什么叫您回来？”

我几乎要说：“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这就来！”扑进她怀里。可比这感觉强烈得多的，是一种崩塌、惊愕，甚至恶心。我脸涨得通红，低下头。不，不！我不想这样！

她的手轻轻掠过我的脸颊。

“怎么了？简直要哭了！……您确实需要的不是姐姐，而是母亲……告诉我，您刚才是不是就要离开我，走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以后也不去大西洋找我了……我们说好的。”

“是！明天白天见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我傻傻望着她，竟从未想过这个。我几乎央求似的问：

“您叫我回来，是为了这个？”

“当然……您真的同其他男人不同。他们第一件事，就是先把这些安排妥当。您却转身就走……要找的人，不会总像今夜这样，在您想要的地方出现在路上。”

我感到，一种沉重的疑虑从灵魂上移开。我害怕同她经历一场普通的艳遇，我办不到。与其看见“穿皮大衣的圣母”成了那样，我宁愿被她看作傻瓜、看作毫无经验的人。但后一种可能也使我痛苦。想到分别后，她会在身后发笑，嘲弄我的天真和怯懦，那后果可能沉重得使我彻底背弃所有人，对谁也不再抱希望，完全退回自己心中。

然而，此刻我安心了。我为几分钟前那不洁的怀疑感到极大的羞惭，又因为面前的女人解除了这些疑虑，对她满怀感激。我鼓起连自己也意外的勇气：

“您是个了不起的女人！”

“别急……尤其给我下判断时，要十分谨慎！”

我捧住她的手，吻了吻，眼里大概已有泪水。有那么一瞬，她的脸朝我俯近，那双眼睛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暖意，仿佛将我拥抱。这幸福离面颊只有几厘米，我的心几乎停止。可她突然用一个相当生硬的动作抽回双手，直起身。

“您住哪里？”

“吕措街。”

“不远……那明天下午，来这里接我。”

“您住哪一户？”

“我在窗前等您，不必上楼。”

她转动留在锁孔里的钥匙，走了进去。

这次，我快步往住处走，身体比平时轻了许多。眼前始终是她的形象，嘴里低语，却不知道说些什么。仔细一听，原来不断重复着她的名字，用一串亲昵的词句同她说话。不时，我还会忍不住发出短促而无声的笑。回到旅馆，天边已开始发亮。

也许是从童年以来的第一次，我没有因生命的无意义与空虚而内心绞痛，没有说“又过了一天……我的日子都会这样过去，然后又能怎样”，便进入梦乡。

第四节

两个人的柏林

第二天，我没去工厂。两点半左右，穿过蒂尔加滕，走近玛丽亚·普德尔的住所。我问自己，会不会太早？想到她直至清晨才睡，夜间的工作又辛苦，不敢打扰。心里对她怀着难以言说的温柔。

我想象她怎样躺在床上，怎样缓慢呼吸，头发怎样散在枕上，觉得人生再没有比亲眼看见这情景更大的幸福。

从前吝于给予所有人的关切，从未对任何人完整感受过的爱，仿佛全积攒起来，此刻化作庞大的整体，涌向这个女人。

我知道，自己对她仍一无所知，所有判断都建立在想象和幻想之上。尽管如此，却坚信自己绝没有弄错。

一生之中，我始终在寻找她，等待她。把全部注意、全部存在都集中于一点，处处搜寻这样一个人；每次遇人，都从这一角度仔细审视，以至形成近乎病态的能力和敏感——这样的感受，怎会出错？从前，它们从来没有错过。它们先对一个人作出判断，随后，我的理智和经验再来修正，而且往往改错。但最终得到证明的，仍是最初的感觉。

有时，一个原先被我认作好的人，后来显得坏了，或者相反。这时我会说：“原来第一印象骗了我！”可再过一阵——或短或极长——我又不得不承认，最初的判断是对的；逻辑、外来影响或欺骗人的事件在它上面造成的改变，都是虚假、暂时的。

如今，玛丽亚·普德尔已经成为我活着无条件需要的人。起初，我也觉得这感觉奇怪。一直活到这个年纪，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，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成为自己的必需？可事情不总这样吗？许多东西，不正是看见、认识以后，才发现自己需要它们吗？我也开始觉得，过去生命的空虚、无目的，纯粹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人。

我逃避人，连内心最细小的一部分也不愿让周围察觉，这些过去都显得毫无道理。有时，忧伤和生命的厌倦笼罩我，我害怕那是某种精神疾病。发觉读一本书的两小时，比自己许多年的生活还充实、还重要，我便想到人一生可怕的虚无，陷入绝望。

可现在，一切变了。从看见她的画像至今的几个星期，我觉得比过往所有年月活得还多。每一天，每一小时，连睡着的时候，都充实无比。我看见，开始活着的，不再只是那些徒然使我疲惫的肢体，还有灵魂；体内那些自己未曾察觉、遮蔽而深沉的部分，也突然显现，向我展开极其迷人、珍贵的景象。

玛丽亚·普德尔使我知道，自己有一个灵魂。而在迄今遇见的人中，我也第一次确认，另一个人有灵魂。所有人当然都有，只是许多人并不自知，而且还会懵然无知地回到来处。这灵魂，只有找到一个同类时，才会出现，甚至不必征求我们、我们的理智和盘算的同意。直到那时，我们才开始真正活着——用灵魂活着。

那时，所有犹疑、羞怯都被丢开。灵魂为了彼此拥抱，踏过一切，向对方奔去。我所有的退缩都消失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在这个女人面前倾出全部，将好与坏、强与弱，连最微小的一点也不隐藏，把赤裸的灵魂铺展在她面前。有多少话要同她说啊！我觉得，说上一生也说不尽。

因为整整一生，我都沉默着，每个念头经过脑中，我总说：“算了，说出来又能怎样？”从前，对每一个人，毫无根据，只凭不可抗拒的第一感觉、一种成见，我便断定：“这个人不会懂我！”如今，对这女人，同样毫无根据，却遵循那从不出错的感觉，我说：“就是她，她会懂我！”

慢慢走着，我来到穿过蒂尔加滕南缘的运河边。从桥上能看见玛丽亚的家。刚三点，窗玻璃反着光，看不清后面有没有人。我靠在桥栏旁，看静止的水。刚下起的小雨，使水面的毛发根根竖起。远处，一艘大型机动驳船，正把水果蔬菜卸到岸边的车上。

两岸树上，稀稀落落的叶子在空中回旋，缓缓落下。这阴暗、烦闷的景色，竟如此美！吸进胸中的湿润空气，竟如此清新！活着，感知大自然最微小的动静，看生命依照不可动摇的逻辑流去；知道自己比谁都活得更多、更强烈，知道一个瞬间里，装满了足抵一生的生命……

尤其是，知道有一个人，可以听自己讲这一切；怀着等待她的心，活着……

世上还有比这更令人舒畅的吗？一会儿，我会同她走在湿漉漉的道路上，在僻静幽暗的地方坐下，四目相对。我会讲许多从未对谁、甚至对自己说过的事。它们大多在脑中一瞬生出，又以惊人的速度让位给新的念头。我会再次把她的双手握进掌中，揉着那些指尖微红的冰冷手指，给它们温暖。

一句话，我会在她身旁。

快到三点半了。我想，她醒了吗？到房前去走动，合适吗？她说会从窗口看，能猜到我在这里等吗？她真的会来吗？我立刻把这怀疑赶走，觉得这样想，是对她的不信任，是不公，也是在踢倒自己搭起的东西。但这类念头一旦出现，便迅速追逐而来。她也许病了。

也许忽然有急事，去了别处。一定是这样。如此巨大的幸福，怎么能这么容易到来？每过一分钟，我便更慌，心跳更快。昨夜发生的，是人生只会遇见一次的奇事，不该指望重演。头脑甚至已替我寻找安慰。

生活突然进入这条前途未明的新路，也许并不是好事。回到旧日的平静，抓住那串昏沉日子的锁链，岂不更安稳？

我转过头，看见她正走来。薄风衣，深蓝贝雷帽，低跟鞋，脸上带着笑。到了身边，她伸出手：

“您在这里等我？多久了？”

“一个小时！”

我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。她以为是抱怨，半开玩笑地责怪：

“那是您自己的错，先生。我等您一个半小时了！您不到门口，却偏爱这如诗的景色，我刚才才偶然发现。”

原来她在等我。原来对她，我是个有分量的人。我像只被抚摸的小猫，望进她眼里。

“谢谢您！”

“谢什么？”

不等回答，她挽住我的胳膊。

“走吧！”

我顺着她向前走。她步子短，却很快。我不敢问去哪里。两人都没有说话。这沉默本令我极其满足，可一想到非说点什么不可，又暗暗苦恼。方才在脑中接连经过、一个比一个重要动人的美妙念头，此刻一个也不剩。

越逼自己想，脑中便越空，越显得可怜，仿佛脑子只是一团怦怦跳动的肉。斜眼看她，却发现她丝毫没有我的慌张和激动。黑眼睛望着地面，脸上是一种石头般坚实、不动的平静，唇边带着那若有若无、近似微笑的弯曲，继续向前。左手随意搭在我的胳膊上。

略抬起的食指，仿佛在意味深长地指着前方某处。

再看她的脸时，她正抬起浓而稍乱的眉，像在想什么。眼皮上细细的蓝色血管清晰可见，浓密的黑睫毛轻颤，上面闪着几颗小雨珠，头发也一处处湿了。

她突然转向我。

“为什么这么仔细地看我？”

同一个问题，也出现在我脑中。怎么回事？我竟毫不退缩地、长久地看着一个女人，甚至没想到，这也许是生平第一次；而在她问过、转眼望向我以后，我又怎么仍不丧失勇气，继续看下去？我用连自己也惊讶的胆量问：

“您不愿意吗？”

“不是，只是问问……也许正因为愿意，才问。”

她的眼睛那么黑，那么富于意味，我忍不住问：

“您祖上是德国人吗？”

“是。为什么问？”

“您不是金发，也不是蓝眼睛。”

“那又有什么？”

脸上掠过一个像平日微笑、却略带迟疑的表情。

“父亲是犹太人，母亲是德国人，不过她也不是金发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

“那么，您是犹太人？”

“是……您难道也仇视犹太人？”

“怎么会……我们那里没有这种事。只是我没想到！”

“是的，我是犹太人。父亲是布拉格人，在我出生以前，已经改信天主教。”

“那么，宗教上，您是基督徒？”

“不……我是说，我同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。”

我们已走了很远。她没再讲，我也没问。渐渐到了城边，我开始好奇要去哪里。这样的天气，总不至于去郊游吧。雨仍以同样的节奏下着。过了一会儿，玛丽亚问：

“我们往哪儿去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您一点也不好奇？”

“我跟着您……您愿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

她转向我，那张湿润、苍白的脸，像一朵缀满露珠的白花。

“您太顺从了……就没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愿望？”

我立即拿出她昨夜的话：

“您不许我向您要求任何东西。”

她没有答。我等了一会儿，又说：

“还是昨晚您并不认真？或者今天改变主意了？”

她坚决否认：

“不，不！我仍是同样的想法。”

随后，又陷入沉思。

我们来到一座围着铁栏杆的大园子前。她放慢脚步：

“进去吗？”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植物园。”

“听您的。”

“那就进去。我常来，尤其是这样下雨的天气。”

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我们沿砂石路走了很久。虽然时节已晚，两旁许多树仍未落叶。大石池周围，长着各色各样的草、花和苔藓，水面覆盖着硕大的叶片。高高的温室里，是炎热国度的植物，树干粗壮，叶片细小。玛丽亚说：

“这是柏林最美的地方……这个季节，几乎没有游人。这些奇异的树，总让我想到那些始终向往的遥远国度。想到它们被从惯常的土地连根拔起，运到这里，靠人工的措施和精心照料维持生命，我又有些怜悯。您知道吗？柏林一年只有一百天晴朗、有阳光，二百六十五天都是阴的。

“温室里的强光灯和人造太阳，能满足这些习惯了光与热的叶子吗？可它们仍活着，并不枯死……但这能叫活着吗？把一个活物从适合它的气候里分离，为几个爱好者的乐趣，让它忍受如此糟糕的条件，难道不是一种折磨？”

“可您也是这些爱好者中的一个。”

“是，不过每次来，我心里都充满深深的忧伤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来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她坐到一张湿长椅上，我也挨着坐下。她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滴。

“看这里的植物时，我也会想到自己……想到祖先，也许几百年前，他们同这些树、这些奇花生活在同一片地方。我们不也像它们一样，被从原地拔起，四处散落吗？不过，这些同您无关……说实话，同我也没多大关系……只是它让我能想许多事，在脑中经历许多事。您会发现，我是个更多活在脑子里、而非世界里的人。

“现实生活对我而言，只是一场无聊的梦。您也许觉得，我在大西洋的工作很悲哀；可它究竟悲不悲哀，我甚至没在意。有时还觉得有趣。我做这份工作，其实是为了母亲，必须养她。一年画几张画，无法维持生活……您画过画吗？”

“画过一点。”

“为什么没继续？”

“我发现自己没有天分。”

“不可能……您在展览里看画时的神情，已经说明多有天分。您该说：我发现自己没有勇气！一个男人如此怯懦，并不好……我是为您说。至于我，我有勇气……我想画，把对人的判断反映进去，也许多少做到了。可这仍然徒劳……

“被我轻视的人不可能明白，明白的又本来不值得轻视。所以，绘画同所有艺术一样，没有真正的听者，无法对它本来想对话的人说话。可即便如此，这仍是世上唯一被我认真对待的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不愿靠它生活。否则，我便不得不画别人要的，不能画自己想画的……绝不，绝不！我宁可出卖身体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身体并不重要。”

她像个街头汉子那样，拍一下我的膝盖。

“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做的其实也没别的……昨晚，一个醉汉亲我的背，您在场吧？当然，他可以亲，那是他的权利，他花了钱……而且人家都说，我的背很迷人。您也想亲吗？有钱吗？”

我像哑了，眼睛急急地眨，咬着嘴唇。玛丽亚察觉了，皱起眉，面色比平时更白，像石灰。

“不，拉伊夫，我不要这样。绝不！最不能忍受的，就是怜悯。一感觉您可怜我，便再见！您连我的面也别想再见！”

见我更加不知所措，真正成了可怜的人，她把胳膊搭在我肩上。

“别生我话的气！有些事将来可能使我们的友谊蒙上阴影，我们不该害怕把它们说清楚。在这些问题上，胆怯有害。又能怎样？若发现无法相处，便道别、分开。难道这是什么了不得的灾难？您还不能承认，孤独才是人生的根本吗？一切靠近，一切结合，都是虚假的。

“人只能彼此接近到某个限度，剩下的都是编造。哪天明白弄错，便绝望地放下一切逃走。可若满足于可能得到的，不把想象当成现实，就不会如此。人人接受自然的限度，也就没有幻灭，没有失望……照我们这副样子，人人都值得可怜，可应当自己可怜自己。

“怜悯别人，便以为自己比他强。我们既没有权利把自己看得那么伟大，也没有权利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可怜……走吧？”

我们站起，抖掉大衣上积聚的雨水，湿砂在脚下吱吱作响。

街道渐渐暗下，路灯还没亮。我们沿来路，像来时一样快步返回。这回，是我挽着她。我像孩子般靠近，头向她那边偏，心里有种介于欢喜和忧伤之间的奇异感觉。

发现她的许多感受、思想同自己如此相像，我更强烈地感到亲近，因此喜悦。可是，她有一点同我不同：她绝不肯向自己隐瞒真实，无论付什么代价，也不愿自欺。这又使我害怕。因为一种模糊的感觉低声告诉我，不论面对谁，若把一个人彻底看清，又不向自己隐瞒所见，便永远无法完全接近他。

可我并不想如此热爱真相。我明白，自己无法容忍任何真相使我离开她。既然已在彼此身上找到灵魂最需要、最珍贵的东西，对其余细节视而不见，或者说，为一个重大的真实牺牲几个细小的真实，难道不更有人情，更宽厚吗？

这个对所有事都有正确、清醒判断的女人，无疑受了生活中的痛苦经验和环境的腐蚀，才如此思考。她不得不同不愿相处、不喜欢的人生活，被迫向他们微笑，因此怀着如此深的愤怒，怀疑每个人。我却一生远离人群，没有受过人们太多打扰，所以并不恨谁。

啃噬我的，只是巨大的孤独。也正因为孤独，面对一个觉得亲近的人，我愿意在许多方面欺骗自己。

我们已回到市中心，街道明亮，行人拥挤。玛丽亚·普德尔若有所思，也许还有一点忧郁。我胆怯地问：

“有什么让您不高兴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不高兴的事。相反，我对今天的散步很满意……应该是满意的……”

说话时，她显然在想别的。偶尔落到我脸上的目光带着恍惚，笑容里也有一种令我惊惧的陌生。忽然，她停在街中央。

“我不想回家。走，我们找个地方一起吃饭，谈到我上班的时候！”

这意料之外的提议，使我兴奋得过了头。见自己这副样子反而让她更疏远，我赶紧收敛，低下头。我们进了城西一家较大的餐馆。里面人不多，角落里，一支穿巴伐利亚民族服装的女子乐队，演奏着喧闹的曲子。我们在边上的桌旁坐下，要了饭菜和葡萄酒。

她的沉静传染了我，心中无缘无故地烦闷、压抑。她察觉后，努力摆脱思绪，想开朗一点，笑一笑。她拍了拍我放在桌上的手。

“为什么板着脸？头一回同年轻女人吃饭的小伙子，该更快乐、更健谈才是！”

她开着玩笑，可看得出，连她自己也不相信这些话。很快，她又恢复原样，仿佛只是为做点什么，将目光移向四周的桌子，喝几口酒。突然，转过头来，直视我的眼睛。

“我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就是无法变成别的样子！”

她什么意思？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。她说自己做不到的事，同一直使我难过的，大概是一回事，可究竟是什么，又无法说清。

她的目光落在哪里，就像要停在那里，得费力才能移开。那张像珍珠贝母般暗白的脸上，偶尔掠过难以察觉的颤动。她又开口，声音突然发抖，压抑着激动：

“千万别生我的气……为了不让您抱着空洞的希望，还是把话说清楚好……可别生气……昨天，我主动走到您身边，要您送我回家；今天，又提议一同散步，一同吃晚饭……简直像缠着您不放。可是，我不爱您。我方才一直在想这件事……不，我也不爱您。

“能怎么办呢？也许我觉得您可亲，甚至迷人；也许看出，您有些地方，同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不同。可仅此而已……同您说话，谈许多事情，争论，吵架，生气，再和好，这些无疑会使我愉快。

“可爱呢？我做不到……您会奇怪，我为什么无缘无故说这些。正如刚才讲的，是怕您怀着别的期待，以后怨我。我先告诉您能给什么，免得将来指责我玩弄您。无论多么不同，您终究还是男人。我认识的所有男人，一发现我不爱他们、不能爱他们，便怀着极大的痛苦，甚至愤怒，离开了我……好走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认定是我的错？因为我没有给他们一种从未许诺过、只存在于他们头脑里的东西？这难道不公平吗？我不愿您也这样想我……这也可以记作对您有利的一点。”

我惊呆了，却努力保持平静。

“何必说这些？我们的关系由您决定，并不由我。您愿怎样，便怎样！”

她激烈地反对：

“不，不，绝不是这样！看，您瞧见了吗？您也像其他男人，装作什么都接受，好让对方最后什么都接受。朋友，不行！这种安抚的话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您想想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始终试着对自己、对别人作出坦率而无伪的判断，却还是得不出结论。

“人与人的关系，尤其男女关系，太复杂；我们的欲望与感情，又太难理解，太混沌。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只是随波逐流。我不愿这样。做那些不能完全使我满足、不能使我觉得确有必要的事，只会让我在自己眼里变得卑微。尤其不能忍受的，是女人在男人面前，总被迫处于被动。为什么？凭什么总由我们逃，由你们追？

“为什么总由我们投降，你们受降？为什么连你们的央求里都有支配，连我们的拒绝里都有无力？从小，我就反抗这一点，从不能接受。为什么我这样？别的女人甚至没注意的事，为何对我这样重要？我想了许久，问自己，是不是哪里不正常？不，恰恰相反，也许正因为比其他女人更正常，我才这样想。

“只因偶然，我的一生远离了那些影响——那些教其他女人把命运看作自然的影响。父亲在我很小时便死了，家里剩下母亲和我。母亲几乎就是顺从、服从惯了的女性的化身。她失去了独自行走的习惯，或者说，从未养成过。虽然我只有七岁，已开始替她安排生活，劝她坚强，替她出主意，支撑她。

“我就这样长大，没有受过男人的压制，也就是自然地长大。学校里，女同学的软弱和志向，总使我厌恶。我学什么都不是为了讨男人喜欢，从不在他们面前脸红，也不盼望他们的恭维。这使我被判了可怕的孤独。女同学觉得，同我交往、接受我的想法，会妨碍她们的乐趣和安逸。

“做一件受到宠爱的玩具，比做一个人，更容易，也更诱人。我也无法同男人交朋友。他们在我这里找不到那块好吞的软食，与其面对相等的力量，便宁愿逃走。那时，我彻底看清了所谓男性的意志与力量：世上没有别的生物如此追逐轻易的成功，也没有别的生物像男人这样自私、自满、傲慢，却同时胆怯、贪图安逸。

“看清这些以后，我便不可能真正爱他们。就连最喜欢、许多地方与我亲近的人，也会因一点小事露出狼牙。在一场给予双方同样快乐的亲密之后，他们会带着愚蠢的眼神靠过来，一面想道歉，一面想保护，却又觉得自己不知怎样打了胜仗。其实，显露可怜、暴露软弱的，是他们。

“没有一个女人，能像欲火中的男人那样无力而可笑。可他们的自尊如此不合时宜，竟把这状态也当作力量的表现……天哪，真让人发疯！虽然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倾向，我仍宁愿去爱一个女人……”

她停下来，端详我的脸，喝了些酒。随着话说开，她仿佛逐渐摆脱了烦闷。

“为什么惊讶？”她继续说，“别怕，不是您想的那样。可我真希望自己能那样，至少能做一件较少贬损灵魂的事……只是，您知道，我是画家，有自己的美感。我不觉得同女人相爱是美的……怎么说呢，不合我的审美……而且我很爱自然，对不自然的东西，总是退缩。所以我相信，自己必须爱一个男人……

“但得是真正的男人。不靠任何权势，便能把我吸引过去；不向我索取，不支配，不侮辱，只爱我，走在我身旁的男人……也就是一个真正强大、完整的男人。现在明白，我为什么不爱您了吗？固然，相识也还没有久到能谈爱，可您也不是我寻找的那一个……您虽然没有方才说的那种无谓的傲慢，却太像孩子，或者说，太像女人……

“您同我母亲一样，需要有人照料、引导。如果愿意，这个人可以是我……可我不能做得更多。我们能成为极好的朋友。听我说这些，却不打断，不想改变我、说服我，也就是把我引回所谓正道——您是第一个这样的男人。从眼睛里看得出，您理解。正如我说的，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。我坦率地同您谈，您也可以向我倾吐。

“这难道还少吗？为了要求更多，连这些也失去，难道更好？我绝不愿意。昨晚说过，我有时候会判若两人，可这不该让您有错误的想法……根本的地方，我绝不改变。怎么样，愿意同我做朋友吗？”

这些话使我发懵。我不敢对她作最终判断，感觉自己无法判断准确。脑中只有一个愿望：不惜任何代价，待在她身边，不同她分开。其余的，我并不需要。我从不习惯向谁要求超过他肯给的东西。尽管如此，心里还是有种奇异的沉静。我望进她那双等待回答、深黑而若有所思的眼睛，缓缓说：

“玛丽亚，我很懂您……也看出，是生活的经验使您作了这么长的解释。想到您为防止日后动摇友谊的事发生，才这样说，我很高兴。这说明，这段友谊在您心中有价值。”

她急急地点头。我继续：

“也许您本不必对我说这些。可您怎么知道？我们刚认识，谨慎一点总好。我的经历没有您多，认识的人很少，向来同自己生活。现在看来，虽然走的是不同的路，我们却来到相同的结果：都在寻找一个人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人。若能在彼此身上找到，那便太奇妙了。真正重要的是这个，别的都是其次。

“至于男女关系，您可以放心，我从不是您害怕的那一种人。固然，我没有那些经历，可我从未想过，自己能爱一个不值得像自己那样尊重、没有同自己一样力量的人。您方才说到侮辱。在我看来，一个男人容许这种事，便是否定自己的人格，真正受侮辱的是自己。

“我同您一样爱自然。甚至可以说，远离人群有多深，接近自然便有多深。我的家乡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之一。史书里许多文明，都曾在那里建立，又毁灭。躺在一千、一千五百年的橄榄树下，我会想起曾收获这些树果实的人。在松树覆盖的山间，在仿佛无人踏过的地方，我曾碰见大理石桥、雕花石柱。

“这些是我童年的朋友，是幻想的题材。从那时起，自然和它的逻辑，在我心中便高于一切。让我们的友谊也走自己的路吧。不要人为地规定方向，不要用事先的决定把它捆住。”

玛丽亚用食指轻敲我放在桌上的手。

“您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孩子气。”

她的目光迟疑而怯怯地在我身上移动。略大的下唇向外突出，使她像一个快哭的小女孩；眼睛却相反，充满思考和探询。我惊讶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，她的脸竟能变出如此多的神情。

“您可以给我讲许多生活、家乡和橄榄树的事。”她说，“我讲童年，讲还能记起的父亲。我们大概不愁没有话……可这里实在太吵。也许厅里空，所以声音格外大。可怜的人，至少想用乐器的响声让老板高兴……唉，您若知道这种地方的老板是什么样就好了！”

“很粗鲁吗？”

“何止！这也是了解男人的一个机会。比如，我们大西洋的老板，是个极有礼貌的人，不只对客人，对所有同他没有生意往来的女人，都是如此。若不是在他那里工作，他无疑会像男爵般殷勤地追求我，让我钦佩他的教养。可一面对拿他钱的人，他便突然变了，大概还把这叫作‘职业道德’。叫‘赚钱的道德’更准确。

“因为他那种有时近乎残忍、近乎无礼的粗暴，与其说为了维护店里的规矩，不如说出于怕吃亏。这个也许是好父亲、正直公民的人，怎样要求我们不仅出售声音、笑容、身体，连人的尊严也出售，您要看见，一定会发抖。”

一种遥远的联想，使我打断她：

“您父亲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没说过吗？律师。为什么问？好奇我怎么落到这地步？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看来您还不太了解德国。我这处境并没什么特别。我靠父亲留下的钱读书，原先家境不坏。战争期间做过护士，后来进了美术学院。那一点固定收入，被通货膨胀吞了，我不得不挣钱。我不抱怨这个，工作绝不是坏事。使我难受的是，我们只想不贬损灵魂地劳动，也不被容许。

“还有，总得面对喝醉、饥渴于人肉的人，也让我烦闷。有时他们那种眼光……我不能只叫它兽性，若只是兽性，倒还自然。这比兽性更低，是掺进人类虚伪、狡诈和可怜的兽性……恶心。”

她向四周看。乐队更吵了，一个穿巴伐利亚服装、身形稍胖、头发如玉米须的女人，高声唱着快活的山歌，喉咙里发出古怪的声音，一边转动身体。

“走吧，找个安静地方坐坐，时间还早。”

随后，她仔细看着我。

“还是我让您厌烦了？……不停地讲，从白天起就把您拖来拖去。女人这么主动，不是好事……我说真的，若您烦了，我就放您自由。”

我握住她的手，久久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看她的脸。直到确信她明白了我心里的话，才说：

“我感激您。”

“我也感激您。”

她抽回双手。

到了街上，她说：

“来，去附近一家咖啡馆。地方很有意思，您会看见奇怪的人。”

“罗曼尼舍咖啡馆？”

“是，您知道？去过？”

“没有，听说过。”

她笑起来：

“从那些月底没钱的朋友那里听说的？”

我也微笑，低下头。

我听说，这家艺术家常去的咖啡馆，晚上十一点以后，会坐满年纪较大、爱享乐、喜爱年轻男子而又有钱的女人。各种国籍、各种年龄的男伴，便在这时来，设法博得欢心。

时间尚早，店里只有年轻艺术家，一群群坐着，高声争论。我们沿柱子之间的楼梯上楼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空桌。

四周坐着戴宽檐黑帽、留长发、模仿法国人的青年画家，以及叼着烟斗、用留长指甲的手指不停写满纸页的作家。

一个高个子、金头发、鬓角一直留到嘴边的青年，远远做着手势，来到桌前。

“向穿皮大衣的圣母致意！”

他双手捧住玛丽亚的头，先吻额头，再吻两颊。

我垂下眼睛，等着。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谈，看得出曾在同一个展览里展出作品。最后，他用力握着玛丽亚的手晃了晃，又用大概属于艺术家的方式向我招呼：“再见，年轻先生！”便离开了。

我仍看着面前。她问：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您叫我‘你’了，知道吗？”

“是……不愿意？”

“哪里的话？谢谢您！”

“哎，您谢得太多了！”

“我们东方人很有礼貌……知道我想什么吗？那个人亲您，我却一点没嫉妒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正在好奇，自己为什么不嫉妒。”

我们长久地相看，怀着信任，在对方的目光里寻找对方。

“也给我讲讲您自己吧。”她说。

我点头。白天已打算讲许多事，此刻却一点想不起，脑中全是新的东西。终于下定决心，随意说起来。我不讲某件特定的事，而是讲童年、服兵役、读过的书、做过的梦，讲邻居法赫丽耶和认识的匪徒。

从前连向自己承认都害怕的那些部分，没有先告诉我，便从藏身处出来，倾倒在面前。这是第一次向一个人讲自己，我想赤裸地显现，不遮掩任何东西。

为了不对她说谎，不歪曲自己，不改变任何事实，我如此用力，甚至有时用力过了头，把那些于己不利的地方凸显得过分，结果又偏离了真实。

回忆、长久压抑的感情、始终被喝止的激动，如洪水般越涨越大，越流越急。看她如此专注地听，目光在我脸上移动，仿佛连没有化成言语的部分也想理解，我更加敞开。她有时缓缓点头，像在赞同；有时微张着嘴，像是惊讶。

我激动时，她轻轻抚摸我的手；话里带上抱怨，她便温柔地微笑。

忽然，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提醒，我停下来，看表。快十一点了，周围桌旁已空无一人。我跳起来：

“可是，您上班要迟到了！”

她努力回过神，把我的手握得更紧，随后不慌不忙地站起。

“您说得对。”

她戴好贝雷帽，又补一句：

“我们谈得多好！”

我把她送到大西洋门前。路上几乎没有说话，两人都心事满满、若有所思，仿佛想把这一晚的感受安放进心里。走近目的地时，我感到身体一阵寒战。

“都怪我，您没回家换皮衣，要受凉了！”

“怪您？……是，怪您……可过错在我……不要紧，走快一点！”

“要我等着，再送您回家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绝不要。明天见。”

“听您的。”

也许为躲冷，她更紧地靠过来。到灯光明亮的门前，她停下，松开胳膊，伸出手，仿佛正想着一件极严肃的事。她把我拉到墙边，终于俯近我的脸，眼睛望着人行道，声音近乎耳语，却说得很快：

“这么说，您不嫉妒我？……你真的这么爱我吗？”

她突然抬眼，好奇地望着我。我找不到一个词，能说出此刻的感觉，胸口像被收紧，喉咙发干。我害怕任何一句话，甚至任何一个声音，都会破坏、搅浑这幸福。她仍看着我，这回也带上一点不安。我发觉自己无计可施，眼里已有泪水。

这时，她脸上舒展开来，闭眼一秒，像得到休息。然后，她捧住我的头，在嘴上吻了一次，转身，什么也没说，慢慢走进去。

我几乎跑着回到旅馆。不想思考，也不想回忆。这一夜的事太珍贵，连用回忆去触碰也使我胆怯。正如方才害怕嘴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，会破坏那不可想象的幸福气氛，此刻也怕每一次想象的翻动，都伤到这几个小时里奇妙的事件，以及它们无与伦比的和谐。

旅馆昏暗的楼梯显得可爱，充满走廊的各种气味，也都好闻起来。

此后，我每天同玛丽亚·普德尔见面，一起走走。想说的话，并没有在第一晚说尽。每次遇见的人、看见的景象，都使我们有机会说出想法，发现彼此多么接近。这接近，来自几乎事事想得相同；当然，其中也因为一方早已愿意接受另一方的想法，把它变成自己的。

可是，觉得对方每一种看法都对，总想找机会认同，难道不也是灵魂亲近的标志？

我们最常去博物馆和画廊。她给我讲新旧大师的画，讨论它们的价值。又去过几次植物园，一两个晚上还去了歌剧院。但夜里十点、十点半，离开那里赶去工作，使她觉得艰难，所以后来不再去。她有一天告诉我：

“不只时间不便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从歌剧院出来，再到大西洋唱歌，会觉得那是世上最可笑、最卑俗的工作。”

我只在上午去工厂，几乎不再同旅馆的人来往。赫普纳太太偶尔打趣：

“看来我们让别人把您抢去了！”

我只是笑，不再多说。尤其不愿让范·蒂德曼太太听见什么。玛丽亚也许觉得没有妨碍，可我大概出于从土耳其带来的习惯，认定应当如此。

其实，根本没有什么需要瞒人。从第一晚起，友谊始终留在商定的界限内。大西洋门前的一幕，谁也没有借任何机会提起。最初，让我们接近的，更多是好奇：还有些什么呢？于是，我们说很多话。后来，好奇被习惯取代。若因某种原因两三天见不着，便十分想念。

一见面，就像分别过的小伙伴，欢喜地手牵手走。我很爱她，觉得胸中有足以爱整个世界的情意；终于有地方可以给予，因此幸福。她喜欢我、想见我，也无疑。可她从不给机会，让友谊走向别处。有一天，我们在柏林附近的格吕内瓦尔德森林散步，她把胳膊搭在我颈上，倚着我走。

从肩头垂下的手轻轻晃动，拇指仿佛在空中画圈。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欲望，使我抓住那只手，吻她的掌心。她立即柔和而坚决地抽回胳膊。我们谁也没说什么，继续散步。可那一刻的严肃，清楚而强烈，足以使我不敢再放任这种感情。有时，我们也谈到爱情。

看她如此淡漠地、像分析全不相干的事那样分析爱情，我心里便有种奇异的压痛。是的，我什么都答应了，接受所有条件。可有时还是巧妙地把话引到自己身上，想分析我们的关系。在我看来，并不存在一个单独、抽象的“爱情”。人与人之间，各种形式的爱和好感，都是爱情，只是依情形换了名称和样貌。

不肯给男女之间的爱以真正的名字，不过是一种自欺。

这时，玛丽亚就摇着食指笑：

“不，朋友，不！爱情绝不是您说的简单好感，也不是有时能很深的友爱。它完全不同，是一种无法分析的感情。我们不知它从哪里来，也不知哪天往哪里消失。友谊却持久，建立在理解之上。我们能指出它怎样开始，若破裂，也能分析缘由。爱情里容不下的，恰是分析。

“再想想，世上大家都喜欢许多人；比如，我确实爱着不少朋友——可以说，这位可敬的先生排在最前头。那么，我难道同所有这些人都在恋爱？”

我坚持：

“是的，您对最爱的那一个，是完全的爱情；对其他人，各有一点。”

她却给了我一个意料之外的回答：

“那您为什么说，不嫉妒我？”

我一时无言，想了一阵，才试着解释：

“一个真正有能力去爱的人，永远不能把爱只限于一个人，也不能要求别人这样。爱的人越多，便越能强烈地爱那个真正所爱的人。爱情不会因分散而减少。”

“我原以为东方人想得不同。”

“我不那样想。”

玛丽亚凝视一点，沉思很久，才说：

“我等待的爱情，是另一种。它超出所有逻辑，无法描述，不知本质。喜爱和好感是一回事；渴望，用全部灵魂、全部身体、全部存在去渴望，是另一回事。在我看来，爱情就是这种渴望，不可抗拒的渴望！”

我仿佛抓住了她的破绽，自信地说：

“您说的，只是一瞬间的事。心中原有的爱与关切，由于某些不能明说的缘由，在无法预定的一刻突然聚集、浓缩。就像温柔照人的阳光，穿过透镜后集中一点，便开始燃烧；这力量骤增的爱，也会包围您，把您点燃。不能把它看成突然从外面来的东西。

“它不过是内心原有的感情，突然强烈到使我们自己惊讶。”

这场争论到此为止，后来又曾重提。我感觉，自己与她的话，都不是百分之百正确。无论多想对彼此坦白，我们仍受一些不由自主、隐秘模糊的思想与欲望支配。

相同的地方再多，也总有不同。一方若轻易顺从另一方，不过为了一个自认为更重要的目的。我们不怕把灵魂最隐秘的角落摊开讨论，可仍有从未触碰之处，因为连自己也不真正知道它们是什么。然而，有个感觉低声告诉我，真正重要的，恰恰是这些。

从未遇见过如此亲近的人，因此，高于一切的，是留住她的愿望。全部欲望最终所指，也许是毫无缺失地、连同她整个身心，完全拥有她。但怕连已经得到的也失去，我不敢直望这个目的，仿佛凝视一只美妙绝伦、想要捕获的鸟，又怕一个小动作便惊走它，只能一动不动。

我模糊地感觉，这种不动，这种源于恐惧的犹疑，伤害更大；人与人的关系无法石化在一点，不往前的每一步，都在把人往后带，没有使人接近的时刻，必然使人远离。一种默默燃烧、却日渐扩大的不安，开始在心里扎根。

可是，要换一种做法，我必须先成为另一种人。我知道自己一直围着核心打转，却不知道通往那里的路，也无从寻找。旧日的羞怯和拘谨已经不在，我不再闭锁，甚至也许过分地暴露灵魂——但始终以不触及那个核心为条件。

我不知道，当时是否已想得这样清楚、这样深入。如今隔了十二年多，把那时的自己重新放到眼前，才得出这些结论。对玛丽亚的判断，也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与审视。

那时，我也感觉到，她心中有些矛盾的情绪。有时过分沉静，甚至冷淡；有时又突然热烈，关切强烈到足以给我那份自己禁止自己的勇气，几乎公开地引诱我。但这些很快过去，旧日的朋友气氛又回来。她无疑也同我一样，看出友谊因停滞不前，而进入死路。

只是，她虽然未找到真正寻找的东西，也发现我身上有许多别的部分，对她珍贵得不忍牺牲。因此，她不愿做那些自以为会使我疏远的事。

这些复杂的感情，仿佛害怕光亮，留在灵魂最隐秘的角落。而事实上，我们仍是原先那两个真心朋友，彼此寻找、彼此需要，每次相聚以后，归来都比从前更满足、更丰富。

第五节

新年之夜

可突然，一切变了，走向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。那是十二月底。母亲到布拉格附近一位远亲家过圣诞节，玛丽亚很高兴。

“世界上最叫我心烦的东西之一，就是那棵装满蜡烛和金饰的小松树。”她说，“别把这归于我的犹太血统。人们为了让自己一时觉得幸福，便举行这种无意义的仪式，在我看来十分荒唐。既如此，对充满奇异而无用戒律的犹太教，我自然也不会喜欢。其实，我母亲是纯德国血统的新教徒，也只是因为年纪大，想找点事做，才守这些习惯。

“她若觉得我的想法离经叛道，主要也不是宗教信念，而是怕晚年的安宁被打破。”

“那么，新年对你也没有特别的意义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。同一年中其他日子有何不同？自然把它划出来了吗？就连表示我们又过了一年，也没那么重要，因为把生命分成年，也是人编造的。人生不过一条从出生通往死亡的路，路上所有划分，都是人为。不过，别谈哲学了，若你愿意，除夕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吧。

“那天大西洋有许多特别节目，我的工作不到午夜就结束。我们一起出去，也像大家那样喝醉……偶尔摆脱自己，随波逐流，也挺好。怎么样？我们还从没跳过舞，对吧？”

“没跳过。”

“我本来也不大喜欢跳。有时因为喜欢舞伴，才忍受这份麻烦。”

“我想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不会让你喜欢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……不过没关系，朋友之间要有牺牲！”

除夕，我们一起吃晚饭，在餐馆里坐着聊天，直到她上班。到了大西洋，她去后面换衣服，我在第一次来时那张桌旁坐下。里面装饰着纸带、彩灯和亮闪闪的金属丝，人们似乎已经醉了。跳舞的人几乎全在接吻、调情。我心中有一股无缘无故的烦闷。

“又能怎样？”我想，“这夜晚究竟特别在哪里？自己编造，再自己相信。还不如各自回家睡觉。我们又做什么？像他们一样抱着转圈……只差一点：我们不会接吻。可我究竟会不会跳？”

在伊斯坦布尔读美术学校的几个月，几个朋友曾把从当时遍城的白俄人那里学来的舞，教给我一点，我甚至会一点华尔兹。但大概一年半没有使过的本领，今夜还能拿出来吗？“管它呢，不行就停下来坐着。”我想。

玛丽亚拉琴、唱歌的时间，比我想的还短，也淹没在喧闹里。今晚，人人都愿意自己充当节目。她换好衣服，我们立刻离开，去了安哈尔特车站对面一个叫“欧洲”的大娱乐场。这里同小而幽静的大西洋全不相同，望不到头的大厅里，几百对男女不停跳舞，桌上堆满各色酒瓶。

有人已经伏在面前睡去，有人坐在彼此腿上。

玛丽亚今夜快活得异乎寻常，拍着我的胳膊说：

“若知道你会这样板着脸，今晚我就另找个小伙子了！”

她接连叫来带涩味的莱茵葡萄酒，以令我吃惊的速度喝下，也逼我喝。

真正的热闹在午夜以后开始。喊声、笑声、四处乐队声嘶力竭的演奏，以及跳着老式华尔兹的人们蹦跳的脚步声，全混在一起。战后岁月毫无节制的狂热，在这里赤裸裸地显现。

那些身体瘦弱、面颊露骨、眼睛像患了神经病般发亮的青年，在无度的欢乐中迷失自己；而年轻姑娘以为，反抗社会不公、无理的束缚和陈腐判断，最好的办法便是放纵性欲。他们的样子，实在悲哀。玛丽亚又塞给我一杯，低声说：

“拉伊夫，你这样可不好……你看，我费多大劲，才不至于陷进巨大的烦闷与忧郁。至少今晚，让我们离开自己吧……假装我们不是我们，只是挤在这里的人群中的一个。况且，谁知道他们是否都像表面那样？我不愿意，不愿把自己当作比所有人更聪明、更敏感的人。喝吧，笑吧！”

我看出她已有些醉了。她从对面的椅子起身，坐到我旁边，把胳膊搭在肩上。我的心像落入黏网的鸟，急速跳着。她以为我悲伤，其实不是。此刻，我幸福得笑不出来，而且认真对待这幸福。

华尔兹响起。我轻轻凑近她耳边。

“来吧……不过我跳得不好……”

她装作没听见后半句，跳起来。

“来！”

我们在人群中转动。这并不算跳舞，只是任由四面挤来的身体摆布，被拖向这边那边。可谁也不抱怨。玛丽亚凝望着我，那双深黑、若有所思的眼里，偶尔闪着我无法理解的东西，使我惊讶。她胸前散出淡淡而奇妙的肌肤气味。在这一切之上，是贴近她，是知道自己对她并非毫无分量。

“玛丽亚，”我轻声说，“一个人，怎么能使另一个人幸福到这样？人体内一定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！”

她眼中又掠过那道光。可再仔细看我一会儿，她咬住嘴唇，眼神蒙眬而空茫。

“坐下吧！太挤了，我大概又要烦起来了。”

她一杯接一杯喝酒，忽然站起。

“马上回来。”

说完，摇摇晃晃走了。

我等了很久。尽管她催促，我仍没有多喝，与其说醉，不如说发懵，头也疼。将近一刻钟过去，她还没回来。我担心她倒在哪里，便去各处盥洗间寻找。里面有女人拿针别住绽开的衣服，有女人对镜补妆，却没有玛丽亚。

我一一查看大厅边长沙发上蜷着睡去的女人，仍找不到她。忧虑顷刻间猛烈起来。我撞着坐着、站着的人，从一个厅跑到另一个厅，又几级台阶一跳地冲到楼下找。没有。

这时，透过旋转门蒙雾的玻璃，我看见外面仿佛有个白色东西。我扑向门，一出去，便叫了起来。玛丽亚·普德尔把双臂并拢举到头旁，撑在门前一棵树上，脸贴着胳膊。身上只有一件薄毛连衣裙，雪花慢慢落在头发和后颈。听见我，她转头笑了。
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“您去哪儿了？这是干什么？疯了吗？”我喊。

她竖起手指，放在唇边。

“嘘！我想透气，凉快一下。走吧。”

我几乎强行把她带进屋，找到一把椅子让她坐好，上楼结账，再从衣帽间取来我的大衣和她的皮衣。我们踏进街上的积雪，开始往回走。

她紧紧抓着我的胳膊，努力走快。街上有许多醉酒的男女，大街挤满一群群的人。女人们衣着单薄，仿佛穿着夏装出来；在这样的天气里，午夜已过两三个小时，她们却像春游一般，笑着、唱着。

玛丽亚拉着我，想快点穿过这些欢乐的醉人。有人调笑，有人想搂她，她便敷衍地微笑，熟练地从他们手里滑脱，拖着我走。我才知道，以为她醉得连站也站不稳，错得多么厉害。

来到僻静些的街道，她放慢脚步，呼吸又急又重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转过头：

“怎么样？今晚满意吗？玩得高兴吗？唉，我可高兴了，那么，那么高兴……”

她大笑起来，突然又猛烈咳嗽，像要窒息，胸口震动，却仍不肯放开我的胳膊。稍稍平静后，我说：

“怎么了？看，冻着了吧！”

她满脸笑容：

“唉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！”

我怕她下一刻便哭起来。这一次，是我想赶快把她送回家。

快到终点，她开始脚步踉跄，力量与意志仿佛都离去了。冷空气却让我完全清醒。我搂着她的腰走，不时踩到她的脚。有一次过马路，几乎一起滚进雪里。她用几不可闻的声音，含混地说着。我起初以为她想唱歌，后来明白是在对我说，便凑近听。

“是，我就是这样……拉伊夫……亲爱的拉伊夫……我就是这样……不是告诉过你吗？……一天同另一天全不一样……可是，不必难过……什么也不必……你是个很好的孩子……你一定是个好孩子……”

她忽然抽泣，随后又低语：

“不，不，不必难过……”

半小时后，我们到了门前。她背靠楼梯旁的墙，等着。

“钥匙呢？”我问。

“别生气，拉伊夫……别生我的气……就在……口袋里……”

她把手伸进皮衣，递出一串三把钥匙。

我开了门，转身想扶她上楼，她却挣开，跑上台阶。

“你会摔倒！”

她喘着气回答：

“不会……我自己上！”

钥匙在我手上，我只好跟着。楼上某一层，黑暗里传来她的声音：

“这里……开这扇门！”

我摸索着打开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她开了房里的灯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一些旧却保养得很好的家具，和一张漂亮的橡木床。

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。她脱下皮衣，搁到一旁，指指椅子。

“坐呀！”

自己则坐到床沿，飞快脱下鞋、袜，把连衣裙从头上褪下，扔到椅子上，钻进被窝。

我起身，没有说话，向她伸出手。她像第一次看见一样，打量着我，脸上浮起醉意中的笑。我垂下眼，再看时，她已在床上略略撑起身，眼睛睁大，仿佛十分焦虑，又不时眨着，像想从梦里醒来。露在白被褥外的右肩和手臂，同脸一样苍白。左肘支在枕上。

“你会受凉。”

她猛地拉住我的胳膊，让我坐到床边，又凑过来，握住双手，把脸安放在我的掌中。

“唉，拉伊夫……原来你也会这样……你有道理……可我能怎么办？要是你知道……唉，要是你知道……

“不过，我们玩得很高兴，对吧？当然……不，不，我知道！别抽手……我从没见你这样。你严肃起来，真好看！可为什么呢？”

我抬起头。她跪坐在床上，靠到身旁，双手贴在我两颊。

“看着我！你想的，不是真的……我会证明给你看……其实，是证明给我自己看……为什么这样站着？还不信？还怀疑？”

她闭起眼，像努力抓住脑中一个四处逃窜、总也捉不到的东西，额头和眉间都皱起来。见她裸露的肩发抖，我拉过被子，裹在她背上，用手扶住，免得滑落。

她睁眼，茫然微笑。

“就是这样……你也笑了，对不对？”

她没能继续，转而望向房间一角。头发垂在额前，侧面的灯光把睫毛的影子投到鼻梁上。下唇轻轻颤动。此刻，她的脸比画像、比那幅圣母像还美。我用扶着被子的手臂，将她拉向自己。

感觉到她身体发抖。她呼吸断续：

“当然，当然！我当然爱您，而且很爱……怎么可能不是这样？……我一定爱您，确实爱您。可为什么惊讶？难道会有别的可能？……您以为会是别的样子？我明白，您多么爱我……我也无疑同样爱您……”

她把我的头拉过去，用滚烫的吻淹没了整张脸。

早晨醒来，听见她深长而均匀的呼吸。她把胳膊枕在头下，背对我睡着，头发波浪般铺在白枕上。嘴微微张着，唇边有极细的绒毛。呼吸时，鼻翼轻动，垂在嘴上的几根发丝，轻轻飘起，又落下。

我把头放回枕头，望着天花板，等待。心里有一种焦躁，想知道她醒来会怎样看我，说些什么；可又不知为什么，害怕她醒来。我没有得到原以为一睁眼便会拥有的平静与安全，也不明白缘故。

为什么仍像一个等待判决的被告，内心发抖？我还能向她要什么？还在等待什么？所有欲望，不是都已满足到极点了吗？

我感觉，心里仍有一处空着，甚至带来近乎肉体的痛。缺了什么，可究竟是什么？我像一个出门后发现忘了东西的人，停下，翻找记忆与口袋，却总想不起忘了什么；终于绝望，只得带着留在身后的心思，拖着不愿向前的脚步继续走。那样忧愁。

我注意到，她均匀的呼吸已停止一阵，便轻轻抬头。

她望着不知什么地方，身子没有动，连散在脸上的头发也没有拨开。她知道我在看，却仍不转头，只盯着那个未知的点，一眨不眨。我明白，她已醒了许久，心中的忧虑突然膨胀，仿佛一道看不见的铁箍紧紧勒住胸口。

想到这些无意义的感觉、无来由的恐惧，此刻根本不需要；想到没有理由以妄想和不祥预感，遮暗一生最明亮的一天，我反而更烦闷。

她没转头，问：

“您醒了？”

“是……您醒很久了吗？”

“刚才。”

这声音又给了我勇气。长久以来，它是耳中最亲切、最甜美的熟悉，只唤起美好的记忆，像突然出现的一位可靠朋友，使心里宽慰。可这作用只持续一瞬。她问的是“您醒了”。最近固然彼此随意，有时“你”，有时“您”；但经历这一夜后的早晨，还该这样称呼我吗？

也许她还没彻底清醒。

她在床上转向我，笑着。可那不是惯常发自内心、亲近的笑，倒更像在大西洋给客人的笑。

“你不起床吗？”

“这就起……你呢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不太舒服，身上有点酸……也许喝酒的缘故……背也疼。”

“也许昨晚冻着了。何必穿得那么少，跑到街上？”

她耸耸肩，又转过身。

我起床，洗脸，很快穿好衣服。我察觉，她躺在那里，用眼角的余光跟着我。

房里气氛沉闷。我自以为幽默地说：

“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……怎么回事？真像结了婚的人，开始彼此厌烦了吗？”

她望着我，眼神仿佛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我越发不自在，住了口，随后走近床边，想抚摸她，在冰层更厚以前把它打破。她也坐起，双脚垂到床下，披上一件薄开衫，仍望着我。她的姿态里，有什么阻止我再靠近。最后，她极平静地问：

“为什么不自在？”

苍白的脸上，突然泛起我从未见过的粉红。胸口缓缓起伏，她继续：

“你还要什么？还能要别的什么吗？……可我还想要，我要许多东西，却一样也得不到……什么办法都试过，没有用……你现在可以满足了，可我怎么办？”

她低下头，双臂无力垂落，赤脚尖碰着地毯，大脚趾向上翘，其余脚趾向下蜷。

我拉把椅子，坐到面前，抓住她的手。像即将失去最珍贵的财宝、失去生存理由的人，我的声音因激动发抖：

“玛丽亚！我的穿皮大衣的圣母！你突然怎么了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答应不向你要求任何东西，难道没有守信？这一刻，我们本该比任何时候更亲近，你却在说些什么？”

她摇头。

“不，朋友，不！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远。因为我再没有希望。这是最后一次……我想，也试一试这个，也许缺的就是它。可不是，心里仍是那片空洞，而且更大……怎么办呢？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不爱你。我明明知道，世上我应该爱的是你，若连你也爱不了，就再也爱不了谁，必须放弃全部希望……可我做不到……

“原来，我就是这样。除了照原样接受，再没有办法。我多么想……多么想成为另一种人……拉伊夫，好心的朋友，请相信，我同你一样，甚至比你更想改变。可怎么办？嘴里只有昨夜酒的涩味，背上只有日益加重的疼，除此之外，什么也感觉不到。”

她沉默一阵，闭眼，脸上变得柔和，用像讲童年故事一样甜美的声音说：

“昨晚，尤其来到这里以后，有那么一刻，我怀着多少希望……以为一只魔手会把我彻底改变，以为灵魂会感到一种像小女孩般天真、却又强到能包住整个生命的激动；以为今早醒来，便像诞生在另一个世界。可现实多么不同。天仍像平时一样阴，房间冷，身边是一个无论怎样仍陌生的人，尽管贴得这么近，却仍同我分离，仍是另一个人……

“肌肉疲倦，头也疼……”

她重新躺下，仰面，用手盖住眼睛，继续说：

“看来人只能接近到某个限度，之后，每一步想靠得更近，反而更远。我多么希望，我们的亲近没有界限、没有尽头。真正使我难过的，是连这希望也落空了。以后不必再自欺，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坦率地说话，不能像两个淘气的伙伴，手牵手四处走……为了什么，牺牲了这些？什么也没有。

“想得到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反倒失去了已有的。一切都结束了吗？我不觉得。我知道，我们都不是孩子。只是要歇一歇，彼此离开一段，直到再次强烈地需要相见。走吧，拉伊夫。那时，我会找你，也许我们再做朋友，这回聪明些，不向彼此期待、索取超过能给的东西……走吧……

“我那么想一个人待着。”

她移开盖眼的手，几乎央求地看着我，伸出胳膊。我握着她的指尖，说：“再见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能这样！您是生着我的气走的……我又对您做了什么？”

我费极大力气，才保持平静。

“我没生气，只是难过。”

“难道我不难过？你看不见我吗？……别这样走，来！”

她把我的头拉向胸前，抚摸头发，把脸颊贴在我脸上。

“对我笑一下，再走。”

我笑了，随即用手捂脸，冲出去。

在街上，我漫无目的地走。四下冷清，多数店铺关着。我朝南去，窗玻璃蒙着水汽的电车、公共汽车从旁经过。我走着……房屋的外墙发黑，路面铺起石块……我继续……出了汗，便敞开大衣前襟。到了城尽头，仍走……穿过铁路桥下，跨过结冰的运河……一直走，走了几个小时。什么也没想。

冷得不断眨眼，步子快得像跑。两旁是栽种整齐的松林，偶尔一团雪从树枝上“啪”地落地。骑自行车的人经过身旁，远处一列火车震着地面驶过。我继续走……右边出现一片较大的湖，冰上许多人滑冰。我拐进树间，朝那边去。林中到处是交错的长长滑雪轨迹。

铁丝网围起的林圃里，小松苗承着雪，像披白斗篷的孩子，瑟瑟发抖。远处有座两层木建的乡间餐馆。湖上，穿短裙的姑娘和扎紧裤脚的青年不停滑行。他们抬起一只脚，就地旋转，又手牵手，滑向前方一处岬角后面。

姑娘的彩围巾、男子的金发，在风中飞扬，身体有节奏地向左右弯转，仿佛一会儿拉长，一会儿缩短。

这些，我都在看。我走着，脚踝陷进雪里，注意每一样东西。从餐馆后绕过，朝对面的树下去。我记得来过这里，却想不起什么时候，也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。离餐馆几百米，一处稍高的地上，有几棵老树。我停在那里，又望着湖上的人群。

也许已走了四小时。我不知道为何离开大路拐来这里，又为何不回去。头脑里的灼热减轻了，鼻根的麻痒也退了，只剩心中巨大的空虚。那段自以为最充实、最有意义的生活，突然被抽空，失去一切意义。像一个刚从最甜蜜愿望实现的梦中醒来、面对苦涩现实的人，我心里紧缩。我的确没生她的气，一点也没有。

只是难过。“事情不该是这样。”我想。原来，她无论如何也爱不了我。她有道理。一生之中，从来，从来没有谁爱过我。女人本就是奇怪的生物。把所有回忆聚拢，试着作判断，我得出的竟是：女人永远不能真正去爱。

她能爱时，反而不爱；只为未满足的欲望苦恼，想修补破损的自尊，为错过的机会悔恨，而这一切，以爱情的面目出现在她眼前。但我很快明白，这样想，对玛丽亚不公。

无论如何，我不能把她归为那种人。而且，我亲眼看见她受了多少苦，不可能只因可怜我便如此难过。她也在为寻找而未找到的东西悲伤。可那是什么？我身上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我们的关系里，究竟缺了什么？

以为一个女人已把一切给了我们，却发现她实际上什么也没给；以为她同我们最近，却不得不承认，她远得仿佛在所有距离之外——这很痛苦。

事情不该是这样。然而，正如玛丽亚说的，无可奈何，尤其是我，无可奈何。

可她又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多年来，我没有彻底看清空虚，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。即便逃避人，也归于自己性格古怪，随流而去。我不知道怎样的生活能使我满足，虽然感觉孤独，也为之难过，却不指望能摆脱。遇见玛丽亚，或者说她的画像时，我正是如此。

她突然把我带出沉默、黑暗的世界，带到光亮里，带进真实的生活。那时，我才知道自己有灵魂。如今，她又同到来时一样，无缘无故、突然地离开。可我再也回不到旧日的睡眠。只要活着，就会去各种地方，认识说自己懂或不懂的语言的人，处处、人人身上，寻找她，寻找玛丽亚·普德尔，寻找穿皮大衣的圣母。我已知道，不会找到。

但也无法不找。她判我终生寻找一个未知、一个不存在的东西。她不该这样……

前面的岁月，悲哀得难以承受。我找不到背负这重担的理由。思绪来到这里，眼前仿佛突然揭开一层幕。我记起这是什么地方。这片湖，是万湖。

有一天，我同玛丽亚·普德尔去波茨坦，游览腓特烈二世的无忧宫花园。她从火车窗里指给我看这里，说一百多年前，不幸的德国诗人克莱斯特同他的爱人，就是在我此刻站着的树下，一起自尽。

什么把我带到这里？漫无目的地走，目光一触到这边，为什么立即拐来？甚至，为何一出门便向这方向，像约好一样赶来？同世上最信赖的人分开，听过她说两人只能接近到某种限度，随后来到一对连死亡也一起赴往的人告别人世的地方，是在以这种方式回答她吗？还是只想说服自己，提醒自己，世上也有不半途而废的爱？我不知道。

甚至无法确定，当时是否真想过这些。可是，脚下的土地突然灼烧起来。我仿佛看见他们并排躺着，女人胸中、男人头上，各有一颗枪弹。我像踩上了草间蜿蜒流淌、汇成小洼的血。他们的血，如命运一般混合。就在前面，几步之遥，他们仍躺在那里，仍在一起……

我沿来路，转身跑去……

下面湖上传来笑声。男女搂着彼此的腰，像开始一段永不终止的旅行，不停滑行。餐馆的门不时打开，音乐和脚步声涌出。滑累的人爬上岸坡，朝餐馆去，大概想喝杯热酒暖身，再跳一会儿舞。

他们在娱乐，在生活。我明白，把自己关进脑袋、关进自己的灵魂，并没有使我高于他们，反而低于他们。我感觉到，脱离众人，并不是过去以为的独特、优越，而是一种残缺。他们按生活应有的方式活着，履行职责，给生命增添一些东西。

我是什么？我的灵魂除了像蛀木虫一样啃噬自己，还做了什么？树，覆盖枝条和树脚的雪，木楼，留声机，湖与湖面的冰，最后还有各色各样的人，都忙于完成生活给自己的任务。每个动作都有意义，一种并不一眼可见的意义。

而我，像脱离车轴、空转的轮子，摇摇晃晃，还想从这状态里替自己找出特权。我无疑是世上最无用的人，生活失去我，不会损失任何东西。谁也不向我期待什么，我也不再向谁期待什么。

从这一刻起，那场后来支配我整个人生方向的变化，开始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相信自己的多余和无用。偶尔，也仿佛回到生活中，以为自己活着。甚至想过这些后的几天，一种全新的处境就把我暂时吸引，给我消遣。但在灵魂深处，一个信念永久地留下：这个世界不需要我。

我的任何举动，都无法摆脱它。如今隔了这样多年，我仍记得一切，尤其那一刻的每个细节——它彻底折断勇气，使我远离周围。我看得出，那时对自己的判断，并没有错……

我跑到沥青路上，开始往柏林走。昨晚以来，一口也没吃，可胃里与其说饿，不如说恶心。双腿没有疲惫，只有一种向躯干延伸的绷紧。这回，我走得慢，陷在思绪里。越近城市，越绝望，怎么也无法接受往后的日子要同她分离。这个可能显得不认真、可笑、不可能……

我绝不能低头去央求，既做不到，也没有用。

我想出一些像童年幻想，却更疯狂、更荒唐、更血腥的事：夜里，恰在她于大西洋表演时，打电话叫她，先为打扰道歉，再简短告别，随后在话筒前向自己头上开一枪，该多好！听见巨响，她起初会不明白，停一下，随后像疯了般喊“拉伊夫！拉伊夫！”，拼命想得到回答。

我倒地咽气时，也许还能听见，微笑着死去。她不知道电话从哪里打来，只能徒劳挣扎，无法通知警察。第二天，颤着手翻报纸，读这桩无法解释的惨剧，心在悔恨与绝望里翻腾，终于明白，一生再也忘不了我，我已用血把自己缚进她的记忆。

我接近城市，又经过那些桥下桥上。天渐晚，我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进一个小公园坐下。眼睛灼痛，仰头看天。雪把脚冻僵，却仍坐了几个小时。一种奇异的麻木漫过身体。就在这里冻住，次日无声无息地被埋到什么地方……

几天后，玛丽亚偶然得知，会怎样？脸上是什么表情？会怎样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？

念头始终围着她转。我起身，再上路。到市中心，还得走好几个小时。路上，我开始自言自语，句句对她说。像初识时一样，无数美好、迷人、富于说服力的念头涌进脑中。这些话，不可能不打动她，不可能不使她改变主意。

我含着泪，声音发抖，向她讲我们的亲近；在两个人如此难以寻见彼此的世界，怎么能因这种无意义的理由分开？像我这样总平静、总准备接受一切的人，突然激动，她起初觉得奇怪，随后慢慢握住我的手，微笑，说：“你有道理！”

是的，必须见她，把这些都说出来。必须改变早晨轻易接受的那个可怕决定。她会改变。甚至，她也许正惊讶、恼怒，我怎么几乎没反对，就离开她家。必须马上，今夜就见她。

我游荡到十一点，来到大西洋门前，来回踱着等她。可她没来。最后，问那个穿金饰制服的门房，他说：“不知道，今晚她没来。”我这才猜测，她的病加重了，跑到她家门前。窗户没灯，想必睡着了。觉得不宜打扰，便回了旅馆。

连续三天，我都这样在路上等，再去门前，看着黑窗，不敢做任何事，又回来。每天坐在房里，试着读书，一个字也没看见，却翻过一页页。有时下决心专心，从头开始，可读几行，便发现心又去了别处。

白天，我接受事情原貌，明白她的决定坚定，除了等些时日，别无办法。可天一黑，想象便活跃，像发烧般，使我想些不可能的事。最后，同白天的全部决定相反，我总在深夜冲出门，沿她必经的路、绕她的住所游荡。不好意思再问那门房，便只在远处看。

就这样，五天过去。每夜梦里见她，都比过去更亲近。

第五天，发现她仍没上班，我从一家娱乐场打电话到大西洋，问玛丽亚·普德尔。他们说，她病了，几天没来。原来真的病得这样重。我曾怀疑吗？为什么非得有这样的证实，才相信她病了？她难道会为避我，改变上班时间，或吩咐门房把我打发走？我决定，哪怕睡着也要叫醒，径直往她家去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的关系，仍足以给我这样做的权利。不该把酒醉一夜后的清晨那一幕，看得那么重。

第六节

窗前的时光

我喘着气跑上楼，为免迟疑退缩，立刻伸手，短促地按铃，等着。屋里毫无动静。随后又接连长按几次，仍没有期待的脚步声。只有对门开了一条缝，一个睡眼惺忪的女佣问：

“您找什么？”

“找住这里的人。”

她仔细看我的脸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里面没人。”

我的心一跳。

“搬走了？”

我的慌乱和激动，仿佛使她软下来。她摇头：

“没有，母亲还没从布拉格回来。她自己病了，没人照顾，医疗保险的医生便安排送进医院。”

我冲到姑娘面前：

“什么病？重吗？哪家医院？什么时候？”

接连的问题把女佣弄得发愣，她退一步。

“别喊，会把家里人吵醒……两天前送走的，好像去了夏里特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我连谢谢也没说，便四级台阶一跳地冲下去，留下她惊讶地望着。我向遇见的第一个警察问清这所叫夏里特的医院在哪里，不知带着什么目的，便去了。绵延几百米的巨大石楼，使我打了个寒战。可我毫不迟疑地走向大门，把门房从小屋叫出来。

对于这个午夜以后来访、在严寒中打扰自己的客人，门房表现得也许比对方应得的还客气。他却不能提供任何消息，不知道来了这样一个女人，不知道病情，也不知道住哪里。虽然厌烦，仍努力微笑，对每个问题只答：“明天九点来，就能问到了。”

整夜，我围着高大的石墙走，始终想着她。也正是这一夜，才彻底明白，自己多么爱玛丽亚·普德尔，多么疯狂地依恋她。我望着那些透出昏黄微光的窗户，猜她在哪一扇后面。不可抗拒地想待在身旁，照料她，亲手擦去额上的汗。

今夜，我明白，有时一个人系在另一个人身上的纽带，比系在生命本身的还强。也明白，失去她以后，自己在世上只能像一枚空核桃，滚动，漂流。

风把雪从这面墙吹到那面墙，灌进眼睛。街上无人，偶尔一辆白色汽车驶进院门，片刻又出去。一个警察第二次经过时盯着我，第三次便问，为什么在这里游荡。我说里面有病人，他劝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；此后碰见，却只带着怜悯的沉默，走过我身边。

天开始亮，街道渐渐活跃。医院几道门里，进出的白色汽车多起来。九点整，虽然不是探病日，我仍从值班医生那里得到探视许可。大概是那张憔悴的脸，使人破例。

玛丽亚·普德尔住单人房。陪我来的护士叮嘱，别留太久，病人不能劳累。她患的是胸膜炎，不过医生觉得不太危险。玛丽亚转头看见我，立即微笑，可脸色随即一变，显得慌张。护士刚出去，让我们单独待着，她便问：

“你怎么了，拉伊夫？”

声音没有改变，只是苍白的脸上多了一点蜡黄。我走近。

“你又怎么了？看，还是病了吧！”

“没什么，总会好……可你显得筋疲力尽！”

“今夜从大西洋得知你病了，我去了家里，对门女佣说送到这里。夜里不让进，我就等到早上。”

“在哪里等？”

“这里……医院周围。”

她端详着我，极其严肃，动了动，仿佛要说什么，随后放弃。

护士推开门缝。我告别病人，她点头，没有笑。

玛丽亚在医院住了二十五天。也许还要住更久，但她告诉医生，在这里烦闷，回家也能照料好自己。于是，在一个雪天，带着一长串叮嘱和一叠叠处方，她出院回家。那二十五天，自己做了什么，如今已不大记得。

除了去看她，站在床头，看汗湿的脸、偶尔斜向一边的眼睛，以及费力呼吸的胸口，我大概什么也没做。甚至没有活过；若活过，现在总该留下哪怕一点小小的记忆。只有在身边，一种巨大的恐惧便攫住我：怕失去她。伸出床沿的手指、撑起被尾的双脚，已带着死的模样。

甚至脸、嘴唇、笑容，也像在等一点机会、等一个瞬间，便完成这种可怕的改变。到那时，我怎么办？是的，我会保持镇定，料理后事，选择墓地，安慰届时已从布拉格回来的母亲，最后，同几个人一道，把她放进坑里。我会和大家离开，过一会儿，偷偷回来，在墓前同她独处。

一切，恰从那一刻开始。真正的失去，也从那一刻开始。那时，我做什么？前面的每个细节，都想得清楚，后面的，却完全无法想象。把她放进土里，送葬的人散去，只剩我同她，能做什么？属于她的一切事既已做完，世上再没有比我的存在更可笑、更没有理由的东西。整个灵魂，是一片恐怖的空白。

开始好转以后，有一天，她对我说：

“去同医生谈谈，让我出院吧。”

随后，仿佛只是说一件普通的事，低声补充：

“你能把我照料得更好。”

我没回答，便跑出去。专家要她再留几天，我们答应。终于，第二十五天，我给她裹上皮衣，挽着手臂下楼，坐出租车回家。上楼时，司机也帮忙扶着一边，可等我替她脱衣、安顿上床，她仍已精疲力竭。

从这时起，真的只有我照顾她。一个年长的女人上午来，打扫房屋，生起大瓷砖炉，做一份病人饭。无论我怎样坚持，玛丽亚也不肯叫母亲回来。她用发抖的手写信：“我很好，你安心在那里过冬吧！”

“她回来也帮不上，因为自己就需要照顾。只会白白担心，让我也难受。”她说。

随后，仍用那不当回事的口气低语：

“不是有你照顾吗？还是你已经累了、厌了？”

可说这些时，她没有微笑，也不是玩笑。事实上，生病以来，她几乎没笑过。只有我第一次到医院，她笑着迎接，随后便一直固执地严肃。请求、道谢、谈论任何事情，都认真而沉思。我每晚守到很迟，早晨很早又来。

后来，我从别的房间搬来一张大些的长榻和母亲的被褥，开始睡在同一房间。新年早晨发生的事——甚至不能叫一件事，不过是一番简短谈话——谁也没再提一个字。我的探病、接她回家、在此的生活，一切都自然得不必议论。对于这些，两人连最轻微的暗示也避免。

可她无疑在想着什么。我在房里做事，走动，给她朗读，始终感觉那目光跟随，不知疲倦地停在我身上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一天傍晚，在台灯下，我给她读雅各布·瓦瑟曼的一篇长故事，叫《未被亲吻的嘴》。

故事讲一个教师，一生没被任何人爱过，虽不曾向自己承认，却在等待爱情、等待人的关爱中老去。作家以娴熟的笔触，写出了可怜人心灵的孤独，写出那些只在内心生出、尚未被任何人察觉，便很快死去的希望。读完，玛丽亚闭眼沉默很久。随后转向我，用淡漠的声音说：

“新年以后，我们没见面的那几天，你还没讲做了什么。”

“什么也没做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又沉默了。这是她第一次碰这个题目，可我没有惊讶，甚至发现，自己已等这问题很久。但我没有回答，先喂她吃饭，仔细盖好被子，再坐回床头。

“读点什么吗？”

“随你。”

晚饭后，我惯于挑尽量无聊的东西读，好让她睡着。我迟疑一瞬：

“要不，给你讲讲新年后那五天做了什么，你会睡得更快！”

她没为这玩笑发笑，也没回答，只点点头，仿佛在说：“讲吧。”

我慢慢开始，偶尔停下，整理记忆。讲怎样离开这所房子，去了哪里，在万湖看见什么、想了什么；夜里怎样在她要经过的路上和家门周围游荡；最后那晚，听说她住院，怎样跑过去，在外面守到天亮。声音极平静。

仿佛讲别人的事，毫无激动。我停留在细节上，将内心所历一一想起，试着分析，全都倾出。她一动不动，闭着眼，静得像已睡着。可我仍讲，仿佛更多是在向自己复述。

连一些尚不明白本质的感受，也照原样说出，议论一番，没有结论，又转向别事。只有一次，讲到想在电话里向她告别，她睁开眼，仔细看了看我的脸，随后又闭上，面部没有一条线移动。

我不隐瞒，也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没有目的。那些亲历的事，如今陌生得像多年前的回忆，同我之间已有一段距离。因此，无论判断自己还是判断她，都没有隐秘的念头与盘算，几乎无情。那些在路上等她时涌进脑中的、成堆说服人的句子，一个也想不起，我也不寻找。

心里只有简单的“讲述的需要”，再无其他关切。我按事情本身的重要性衡量它们，而非按它们同自己的关系。她虽然连最小的动作也没有，却以全部注意听着。

我清楚地感觉到。讲到在医院床头望她时的念头，怎样想象她死去，她只眨过几次眼。仅此而已。

讲完，我沉默，她也沉默。也许十分钟。最后，她转过头，睁开眼，很久以来头一次，露出一点若有若无的笑——也许我以为如此——用极平静的声音问：

“该睡了吧？”

我起身，铺好卧处，脱衣，关灯，却久久睡不着。听不见呼吸，便知道她也醒着。眼皮渐重，仍等着每晚惯听的那种柔和、均匀的呼吸声响起。我努力不睡，不停挪动，可先睡去的，还是我。

清早睁眼，屋里还暗，窗帘缝只漏入一点光。我仍找不到等待的声音——她的呼吸。房里有种令人惊惧的寂静，仿佛两人都绷紧整个灵魂，等待着；仿佛许多东西正在彼此心中积聚。我几乎能有形地感觉。同时，又极其好奇：她什么时候醒的？还是整夜没睡？

尽管一动不动，两人的思想彼此环绕，散发出的气息，仿佛填满整个房间。

我轻轻抬头，适应黑暗的眼睛看见，玛丽亚背靠枕头，正望着我。我说“早安”，出去洗脸。回来，她仍那样坐着。我拉开窗帘，移走夜灯，整理睡过的长榻，给女佣开门，帮助玛丽亚喝牛奶。

几乎一句话也没说。每天同样起身，同样做这些事，上午去皂厂，下午给她读报、读书，讲外面的见闻，不知不觉便到晚上。该如此，不该如此？我不知道。一切自然而然走到这一步，我只是顺从。心中没有欲望，不想过去，也不想未来，只知道正在经历的时刻。

灵魂平静得像无风、无纹的海。

刮过脸，穿好衣服，我向玛丽亚告辞。

“你去哪里？”

我惊讶：

“不知道吗？工厂。”

“今天不去，行吗？”

“行，可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今天想让你一直在身边。”

我以为这是病中的任性，没有回答，开始翻女佣放在床边的晨报。

她有一种古怪的不安，近乎不舒服。我放下报纸，走过去坐下，将手放在额上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……非常好……”

她虽没作任何动作，我却懂得，不愿我把手从脸上移开。手指仿佛黏在她的额头、脸颊，全部意志仿佛都集中在皮肤里。

我尽量用不在意的口吻说：

“原来很好……那为什么昨夜一点没睡？”

她一怔，红晕从脖子蔓延到两颊，显然竭力想逃避回答。突然闭眼，仿佛极其无力，头向后靠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

“唉，拉伊夫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她稍稍收拾自己，呼吸急促：

“没什么……今天，我不愿你离开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想，你一走，昨晚讲过的那些事就会扑进脑中，一分钟也不让我安宁。”

“早知道，我便不讲。”

她摇头。

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……不是为我自己……我再也不能放心让你走了！怕你一个人待着……是的，昨夜几乎没睡，始终想着你。离开我以后做了什么，怎样围着医院走，每个细节，甚至没有讲出的部分，我都看见了……所以，再不能让你独处。我害怕……不只今天……往后，再也不让你离开身边！”

她额上沁出细细的汗珠。我轻轻替她擦去，忽然觉得掌心一阵温热潮湿。我惊讶地看她的脸。她在笑；这么久以来，她第一次笑得这样明朗，这样纯净。然而泪水正从眼角流向两颊。我用双手捧住她的头，让它枕在我的臂弯里。现在，她笑得更舒展、更自在了，眼泪也流得更多。

她不出一点声音，胸口也没有因啜泣而起伏。我从没想到，人竟可以哭得如此安宁。我握起她放在白色床单上、像两只小白鸟似的手，摆弄起来。我把她的手指弯起来，又替她舒展开；让她握成小拳头，包在自己的掌心里。她掌中的细纹，像一片树叶的脉络。

我轻轻把她的头放回枕上。

“你会累的。”我说。

她的眼睛亮了起来。

“不，不！”她抱住我的胳膊。随后，像在自言自语：“现在，我知道我们之间缺少什么了！欠缺的不是你，是我……我缺的是相信的能力……因为我始终不能相信你这样爱我，便以为自己没有爱上你……现在我才明白。原来，人们已经把我相信别人的能力夺走了……可是现在我相信了……是你让我相信的……我爱你……不是发狂地爱，是清醒地爱着你……我想要你……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渴望……要是我能好起来就好了！……我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好呢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把脸贴在她眼角，拭去了她的泪。

此后，直到她恢复健康、能够下床，我再也没有离开她。为了买食物和水果，或回旅馆换衣服，不得不把她独自留下一个两小时，那时间便漫长得可怕。扶着她的胳膊，让她坐到沙发上，或把一件薄毛衣披上她的肩头时，我感到一种无边的幸福：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另一个人。

我们面对面坐在窗前，几个钟头地望着外面，什么也不说，只偶尔看着对方笑一笑。疾病使她变成了孩子，幸福使我变成了孩子。几个星期后，她的身体强健了一些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一起出门，散步半个小时。

出门前，我细心地替她收拾妥当。因为一弯腰就会咳嗽，连袜子也是我替她穿的。随后，我给她穿上那件皮大衣，扶她慢慢下楼。在离家一百五十米左右的一张长椅上，我们先坐下来歇一歇，再往蒂尔加滕的一座小池塘去，看长着青苔的池水和天鹅。

第七节

远方的来信

后来有一天，一切结束了……结束得那么简单，那么生硬，我起初竟无法明白这件事的分量……我只是有些惊讶，相当难过；却从未想到，它会在我的一生中留下如此巨大、如此无法更改的影响。

那段日子，我不大愿意回旅馆。尽管已经预付了房钱，我一直不露面，仍使主人对我冷淡起来。有一天，赫普纳太太说：

“如果您已经搬到别处，请告诉我们，好向警察局申报。否则以后要追究我们的责任！”

我想用一句玩笑敷衍过去。

“我怎么舍得离开您呢？”说完便进了房间。

这间住了一年多的房间，这些大半从土耳其带来的物件，那些随处扔着的书，在我看来已全然陌生。我打开箱子，拿出几样需要的东西，用一张报纸包好。这时女佣走进来：

“有您一封电报，已经放了三天了！”

她递过一张折起来的纸。

起先，我什么也没明白。那电报在她手里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伸手去接。不，这张纸不会与我有任何关系……仿佛只要不去知道它的内容，就可以把正在四周徘徊的灾祸赶走。

女佣诧异地打量我，见我一动不动，便把电报搁在桌上，出去了。我一下跳起来。这一次，我只盼着无论是什么，都赶快发生，于是飞快地拆开电报。

是姐夫发来的。“父亲去世。路费已电汇。速归。”只有这么几句。几个简单明白的词……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久久望着手里的纸，一字一句地看了又看。随后站起来，把刚才包好的东西夹在腋下，走了出去。

发生了什么？四周明明毫无变化。一切都和方才来时一样。我没有变，包围着我的东西没有变。玛丽亚大概正在窗前等我。然而，我已不再是半个钟头以前的那个“我”了。几千公里以外，有一个人不再活着。这件事已发生了几天，也许几个星期，可无论我还是玛丽亚，竟什么也没觉察。那些日子与别的日子并无两样。

可是突然，一张巴掌大小的纸就把一切颠倒过来，把我从这个世界里带到那边，提醒我：我所属的地方不在这里，而在这封电报寄来的遥远之处。

几个月来，我把这里环绕着我的生活当成了真实的生活，还盼望它继续下去；此刻我清清楚楚地看见，自己错得多么厉害。可与此同时，我仍竭力不肯接受这一事实。不该是这样的。生在某一个地方，是某一个人的儿子，这些原不该如此要紧。真正要紧的是两个人找到了彼此，是在这相逢如此艰难的世上，终于得到了这罕见的幸福。其余全是枝节。

那些事情应当自行归位，服从那最重要的一点，服从我们已经找到彼此的事实。

但我也十分明白，事情不会如此。我看见，我们的生活原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枝节的玩物，因为生活本身就由这些枝节组成。我们的逻辑，与生活的逻辑从来不相吻合。一个女人把头探出火车窗外，恰有一粒煤屑飞进眼睛；她漫不经心地揉一揉，这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，就可能毁掉世上最美的一只眼睛。

又或者，一片瓦被微风吹动，落下来，砸碎一颗举世钦羡的头颅。是眼睛重要，还是煤屑重要？是瓦片重要，还是头颅重要？我们并不会想到这样发问。正如我们只能毫无辩驳地接受这些事情，对于生活的许多其他捉弄，也只得同样听任命运。

可当真如此吗？世上有些事件无法阻挡，我们不能理解它们的缘由与逻辑，这是真的。然而，还有一些不合理、不公正的事情，仿佛以自然为榜样而发生，其实原本大可不必。譬如，究竟是什么把我系在哈夫兰？几片橄榄园，几间肥皂作坊，几个我从来无意了解的亲戚……而我和这里的联系，却是用整个生命，用我身上一切还活着的部分建立起来的。

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？道理很简单：哈夫兰的生意会荒废，姐夫们不再给我寄钱，而我在这里就只能束手无策地挣扎。还有其他许多东西：护照、大使馆、居留证……我无法明白，这些东西对人的生活究竟有多么必要；然而，它们无疑重要到了足以决定我生活方向的地步。

我把事情告诉玛丽亚·普德尔后，她沉默了一会儿。她脸上有一种奇怪的微笑，垂眼望着面前，仿佛在说：“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？”我觉得，倘若把心中翻涌的一切全倒出来，自己就会显得可笑，于是拼命保持镇定，只反复说了几遍：

“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当然是回去……我也离开一阵子。反正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能工作，就去布拉格和母亲住。那里的乡间生活，大概对身体有好处。我在那里过春天。”

她把我撇在一旁，谈起自己的计划，使我觉得有些奇怪。她不时悄悄地打量我。

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她问。

“不知道。收到路费，就该动身了……”

“也许我比你先走……”

“啊？……”

我的惊讶使她笑了。

“你总是个孩子，拉伊夫！对无法阻止的事情，还要慌张激动，那就是孩子气。而且我们还有时间，许多事情可以好好考虑、安排……”

我又出门去，料理些零碎的事务，并同旅馆结清账目。傍晚回来，看见玛丽亚几乎已做好全部行装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“何必白白浪费时间？”她说，“我早点走，也让你可以自由地准备启程。再说……我也说不上来……反正我已经决定，比你先离开柏林……为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……”

“随你吧！……”

我们没有再说别的。那些原打算考虑、商量的事情，竟连一个字也没有提起。

第二天，她乘傍晚的火车走了。下午我们一直没有出门，相对坐在窗前，望着外面。我们在各自的小本子里记下对方的地址。为了使她的信能寄到我手里，我每次写信，都要附上一个写好了自己地址的信封。她不会写阿拉伯字母，而我们哈夫兰的邮差也读不懂拉丁字母。

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的闲话，谈天气，谈今年冬天有多长，二月底了，积雪还没有消失。她分明盼着时间快些过去；而我，无论这个愿望多么荒谬，都只希望我们相依在一起的这一刻能够停下来，永远不再结束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们说的仍是些无关紧要得令人吃惊的话。不时望着对方，茫然地笑一笑。等到该去车站时，我们竟像是各自深深松了一口气。随后，时间就快得可怕。我拿着她的两只小箱子，陪她来到安哈尔特车站。放好行李后，她不肯待在车厢里，执意跟我一起下到站台。这二十分钟，同样充满毫无意义的微笑，在我看来，却短得只有一秒。脑中闪过千百种念头。

然而，与其把它们硬塞进如此短促的时间，我宁愿什么也不说。可是从昨天起，我们原有那么多时间，可以说那么多话。为什么竟这样平平淡淡地分别？

最后几分钟，玛丽亚·普德尔似乎有些失去了镇定。看见这一点，我感到高兴：倘若眼看她毫无触动地离开，我一定会很难过。她一再拉住我的手，又放开，喃喃地说：

“多没意思啊！……你到底为什么非走不可呢？”

“是你在走，我还留在这里呢！”我说。

她仿佛没有听见这句话，抓住我的胳膊。

“拉伊夫……现在，我要走了！”

“是的……我知道！”

开车的时候到了。一个铁路职员正在关车厢门。玛丽亚·普德尔跳上踏板，俯身向我，声音很轻，却一字一字说得分明：

“现在我走了。可是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叫我，我就来……”

起先，我不懂她的意思。她停了片刻，又补上一句：

“无论你叫我到哪里，我都来！”

这一次，我懂了。我扑过去，想握住她的手，吻她的手。玛丽亚已走进车厢，火车也悄无声息地动了。我在她的车窗旁跑了一阵，随后慢下来，一边挥手，一边喊：

“我会叫你来的……一定会！”

她笑着点头。她的脸，她的目光，都表明她相信我。

我心里还留着一种话没说完的惆怅。为什么从昨天起，我们一直没有谈到这一点？为什么只谈收拾箱子，谈旅行的乐趣，谈今年的冬天，却连真正属于我们的事也不曾触及？不过，也许这样更好。还有什么需要长篇大论呢？一切不都会归到同一个结论吗？玛丽亚找到了最好的方式……毫无疑问……一个提议，一个应允……简短，不争论，也不计算！不可能有更好的告别了。

那些积存在我脑中、曾使我因未能说出而懊恼的漂亮话，相形之下，全都苍白无力。

现在，我也仿佛明白，她为什么要比我先走。倘若我先离开，头几天的柏林，对她一定会十分难熬。就连我，被行装、护照、车票、签证忙得无暇分身，走过我们曾一起散步的街道时，心里仍会异样。然而，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了。我回到土耳其，把事情稍稍安排妥当，就叫她过来。如此而已……

我那善于幻想的本领，立刻又显现出来。我眼前已经看见了哈夫兰附近那座漂亮小楼的地址，看见将来带她游玩的山丘与森林。

四天以后，我经波兰和罗马尼亚回到土耳其。这段旅程，甚至此后许多年的生活，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地方……直到在康斯坦察登上轮船，我才开始思考使我回国的那件事。父亲原来已经死了。我竟这样迟才真正领会这个事实，不禁深感羞愧。

不过，我也确实没有什么理由对父亲怀有真切的爱。我和他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陌生。倘若有人问：“你父亲是个好人吗？”我会答不上来。因为我对他的了解，远不足以判断他的好与坏。在我心里，父亲作为一个“人”，几乎并不存在；他只是“父亲”这一抽象概念取得了人的形状。

那个每天傍晚皱着眉头、悄然回家，连同我们和母亲说一句话都不屑的秃顶男人，有着一圈圆圆的灰白胡须；而我在哈武兹卢咖啡馆看见的那个人，敞着衣襟，笑着喝酸奶饮料，一边下双陆棋一边骂骂咧咧。在我看来，这完全是两个人……我多希望后一个才是我的父亲……可是，即使正在那样快活的时候，一看见我，他也立刻板起脸来：

“你在这里转什么？”他喝道，“去，到炉灶那边喝杯甜饮，再回街坊里玩去！”

后来我长大了，当兵又回来，他待我的态度也没有改变。甚至不知为什么，我越觉得自己懂事，在他眼里就越显得微不足道。他对我时不时提出的个人意见和见解，又多了一层轻蔑。最后那段时间，他答应我的每一个要求，也不过表明，他已不把我放在心上，甚至不屑再争论。

尽管如此，我心中并没有什么足以玷污他的记忆的东西。我会感到他不在了，却不会感到他留下一个精神上的空缺。越接近哈夫兰，我心里越是忧伤。要想象我们的家、整座小城里再也没有他，实在很难。

这些事情不必细说。我甚至宁愿对随后的十年一字不提。然而，为了使某些事情能够明白，至少还得拿出几页，写一写我一生中这段最无意义的岁月。回到哈夫兰，我并没有受到欢迎。姐夫们仿佛在嘲弄我，姐姐们全像陌生人，母亲比从前更加可怜。家里的房子已经关上，母亲搬到了大姐夫那里。

没有人也这样邀请我，我便和一位从前的老女佣住进那所大房子，独自过活。我想接手父亲的生意，这才听说，他生前已把遗产分好了。我怎样也不能从姐夫们那里问明白，究竟哪些产业属于我。那两间肥皂作坊，竟提也没有人提。后来才知道，父亲在不久前已经把它们卖了，买主恰恰就是我的一个姐夫。

卖作坊的钱不见踪影；据说父亲一向藏有大量现钱和金币，也同样不知去向。母亲一无所知。我问她，她只说：

“我哪里知道啊，孩子！你父亲大概还没来得及说出埋钱的地方就去了。最后那些日子，你姐夫们一直守在他床边……他哪里会想到自己要死呢？……准是没把地方说出来……如今怎么办呢？要不，去请个能看见隐秘事物的人吧……他们什么都知道。”

此后，母亲果然把哈夫兰附近的占卜者访了个遍。照他们的指点，橄榄园里每一棵树下，家里每一道墙边，几乎都掘过。她手头仅剩的几枚金币，也花在了这上头。姐姐们陪她去见那些人，却不大肯出钱。我尤其看得出来，姐夫们望着这场没完没了的寻宝，正在暗自发笑。

收获季节已经过去，我无法从橄榄园得到什么收入。于是预卖了其中一些园子往后几年的收成，弄到一点钱。我的打算是勉强熬过这个夏天，等秋天橄榄季一开始，就竭尽全力改善境况，立刻把玛丽亚·普德尔接来。

回土耳其后，我们常常通信。在这个泥泞的春天和闷热的夏天里，我忙着一大堆荒唐琐事；能给我一点舒畅的，只有她的来信，以及我给她写信的时刻。我回国约一个月后，她同母亲一道回了柏林。我把信寄到波茨坦广场邮局，由她自己去取。盛夏时，有一次，她在信里写了件奇怪的事。

她说，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我，不过得等她来了，亲口说给我听。（我曾写信告诉她，希望秋天能叫她过来！）此后，我在许多封信里反复追问，她都不肯说出这个好消息是什么，只回答：“等着吧，我来了，你就知道了！”

是的，我等了。等的不仅是到秋天，而是整整十年……整整十年以后，我才知道这个“好”消息……就在昨天晚上，我才知道……不过，暂且放下，还是按次序往下说吧。

整个夏天，我穿着靴子，骑着马，在山坡之间的橄榄园来回奔走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不知为什么，父亲留给我的偏偏都是最贫瘠、最偏远、树木最矮小的地方。反之，那些在平原上，水源充足、离镇子近，每棵树能收半袋以上橄榄的园子，都留给了姐姐，也就是姐夫们。

我巡视的地方，多数树木多年无人修剪、清理，已开始重新野生化。原来，父亲在世时，也没有人愿意费力跑到这些山头来收获。

看来，趁着父亲生病、母亲软弱、姐姐们胆小，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有人动了不少手脚。然而，我仍相信，只要不辞辛劳地工作，总能把一切挽救过来。玛丽亚每来一封信，我就得到一份新的勇气和热情。

十月初，正当橄榄的事情忙起来、我盘算着叫她过来的时候，信忽然断了。我已经修缮了房屋，从伊斯坦布尔订来许多家具，还订来一个浴缸，把从前洗浴的小间铺上瓷砖，将它安放进去。全哈夫兰的人，当然首先是我的亲戚，都惊讶不已，轻蔑得几乎到了辱骂的地步。

我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样做的缘由，大家便认定我是装腔作势，浅薄地模仿洋人，自以为是。尤其像我这样，生意还没有理出头绪，却把借债、预卖收成所得的一点钱，用来买带镜子的衣柜和浴缸，简直就是发疯。我暗自嘲笑这些指责。他们不可能理解我，而我也全无向他们解释的义务。

可是，十五天、二十天过去，玛丽亚仍不给我回信，我便慌得厉害。我那随时准备起疑、忧惧的头脑，开始用千百种可能折磨我。一封接一封的信寄出去，都没有回音，我彻底陷入了绝望。其实，最后几封信本来就间隔得越来越久，信也越来越短，仿佛要写满一页也越来越困难……我把她所有的信摊在面前，一封一封重读。

最近几个月的信里，确实有些迟疑，有些想要隐瞒的东西，有些吞吞吐吐、遮遮掩掩的表达，实在不像一向坦率的玛丽亚。我甚至曾经犹豫过：她究竟是盼我早些叫她来，还是怕我叫她来，怕自己不得不食言而感到为难？如今，每一行字、每一句没写完的话、每一个玩笑，都被我找出种种含义，几乎使我发疯。

我写的一切全落了空，我害怕的一切全成了真。

此后，我再没有收到玛丽亚·普德尔的消息，再没有听见她的名字……直到昨天……可是还没有说到那里……一个月后，我最后寄去的几封信退了回来，上面注明：“逾期无人领取，退还寄件人。”那时，我对一切都断了希望。直到今天，想起自己在几天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，仍觉得惊讶。仿佛那赋予我行动、观看、聆听、感受、思考——总之，赋予我生活能力的东西，从身体里被抽走了，我只剩下一堆渣滓。

这次与元旦之后那几天也不同。那时，我从没有如此绝望。她离我很近；我可以去见她，和她交谈，说服她——这些念头从未离开我。可现在，我完全无能为力。横在我们之间的巨大距离，捆住了我的手脚。我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反复读她的信，也读自己被退回的信，在过去忽略的地方停下来，苦苦地笑。

我对事业，甚至对自己的一切，忽然失去了兴趣，几乎一点也不剩。打橄榄、拾橄榄、运到工厂榨油，我都交给别人去办。有时穿起靴子出门，也只愿到见不到任何人脸的地方游荡。半夜回家，往坐垫上一躺，睡上几个钟头；第二天早晨醒来，心中便涌起一个痛苦的念头：“为什么我还活着？”

认识玛丽亚·普德尔以前那种空虚、无目的、无所为的日子，又开始了，而且比从前痛苦得多。只有一点不同：过去，我无知，以为生活原本就只有这样；现在，那无知已被另一种痛苦取代——我曾经知道，世上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。我完全不再留意周遭，感到自己再也不能从任何事物中得到快乐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很短的一段时间，那个女人曾把我从一贯的无能与萎靡中解救出来，使我明白自己也是个男人，更确切地说，也是一个人；我内心也有能够生活的部分，世界未必像想象中那么没有意义。然而，一旦失去与她的联系，一旦脱离她的影响，我就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此刻我才明白，我有多么需要她。我不是能够独自行走于生活中的人。

我永远需要她那样的扶持。失去了它，我不可能活下去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活了下来……然而，结果也就在眼前……如果这也可以叫作生活的话，我的确活了下来……

我再没有得到玛丽亚的消息。柏林旅馆的女主人回信说，范·蒂德曼太太已经不住在那里，所以无法提供我所需要的消息。我还能问谁？玛丽亚从布拉格与母亲回来时，曾写信说搬进了另一处房子，可我不知道地址。想到在德国待了将近两年，自己结识的人竟少得可怜，我不禁吃惊。

我没到过柏林以外的地方。柏林这座城，几乎连它的死胡同我也熟悉。我走遍了博物馆、画廊、植物园、动物园、树林与湖泊。然而，在住在这座城里的几百万人中，我只和那么几个人说过话，只真正认识了一个人。

也许，那原本就足够了。对于一个人，另一个人想必已经足够。可倘若连那个人也没有呢？当一切都被证明只是幻想，是欺人的梦，是彻头彻尾的错觉，又该怎么办？这一次，失去相信和希望的能力的，是我。心中生出一种对人的不信任，一种苦涩，连我自己有时都害怕。无论是谁，凡与我接触的人，我都视为敌人，至少也是个有害的生物。

年岁过去，这种感觉不但没有减弱，反而越来越强烈。对人的猜疑，逐渐接近仇恨。谁想靠近我，我就躲开。那些我觉得最亲近、或以为可能与我亲近的人，反而最使我恐惧。“连她都这样做了！……”我对自己说。她究竟做了什么，其实无人知道；正因如此，我的想象总停在最坏的可能上，作出最严厉的判决。是啊……

为了不履行离别时一时激动许下的诺言，最简单的办法，不就是不作任何争辩，直接断绝关系吗？不去邮局取信……不再回信……那些原以为存在的东西，一瞬间便不复存在。谁知道，是哪一场新的奇遇，哪一种更近、更现实的幸福，已经向她敞开怀抱。

放弃这些，只为了遵守一句多少带着安抚意味、对一个天真孩子说出的话，就投身陌生的生活，投身不知归宿的冒险——她那一向灵敏的头脑，是不会接受这种事情的。

可是，既然我把一切想得如此透彻，为什么仍不能适应事实？为什么生活中每出现一条新路，我都这样害怕迈进去？为什么每有一个人走近，我便惶惶不安，仿佛他是来加害我的？有时，我也会暂时忘记自己，在某个人身上发现与自己相近的地方。可是，那条牢牢钉在脑中、再也除不去的可怕判词，立刻就会出现，把我召回现实：“别忘了，别忘了，她曾比这个人离你更近……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做了这样的事……”

每当看见某个人走近到一步之遥，我心中萌生希望时，便马上警醒：“不，不，她曾靠得更近……我们之间已连距离都没有了……可结果呢！”不相信，不能相信……我每天、每一刻，都感觉到它有多么可怕。为摆脱这种感觉所作的一切努力，全都白费……我结婚了……就在那一天，我便明白，妻子比任何人都离我更远。

后来有了孩子……我爱他们，却始终知道，他们永远不能把我在生活中失去的东西还给我……

事业从来引不起我的兴趣。我像一架机器，连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，只顾工作。明知受骗，也任人欺骗，甚至从中得到一种快意。姐夫们把我当傻瓜，我也不在乎。债务、利息和结婚的花销，把手里仅存的几块产业全卷走了。橄榄园不值钱。有钱的人，早已习惯用几乎白捡的价格，购买那些被原主人遗弃的产业。

一棵每年能产七八里拉橄榄的树，连根算半里拉，也找不到买家。姐夫们为了“救我脱离困境”，为了“不使家产流散”，替我清偿债务，收去了橄榄园……除了一所十四间屋子的破旧住宅和几件家具，我什么也不剩。那时岳父还活着，在巴勒克埃西尔当公务员。他介绍我到省城一家公司的职员岗位上，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年。

家庭的担子越重，我对生活的兴趣越少，本应增加的干劲也彻底消失。岳父去世后，妻子的妹妹和弟弟们都落到我肩上。每月四十里拉薪水，不可能养活所有的人。妻子的一位远亲把我调到安卡拉，进了现在工作的银行。他想，我懂外语，尽管性子怯懦，总能很快得到升迁。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对周围的人来说，有我没我都一样。

每一个地方都出现过不少机会。许多人曾使我短暂地希望，能够把自己心中分明还十分充沛的爱付出去，重新开始生活。然而，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那份猜疑：“有什么必要呢？如果还要遭受新的欺骗、新的失望，又有什么必要呢？”我在世上只相信过一个人，相信得如此深，以至于一旦在这件事上受骗，便再也没有相信的力量。我并不怨她。

我感觉到，自己不可能生她的气，不可能责怪她，也不可能在心里诋毁她。可我终究受了伤。我对一生中最信赖之人的失望，仿佛扩散到了所有人身上，因为她对我而言，就是整个人类的代表。而且，岁月过去，发现自己仍与她这样紧紧相连，我心里就更加愤懑。她想必早已把我忘得干干净净。谁知道，现在同谁一起生活，同谁一起游玩。

傍晚，在家听着孩子们吵闹，听着厨房里妻子洗碗时的拖鞋声、盘碟碰撞声，以及妻妹和小舅子们的争吵声，我会闭上眼睛，想象玛丽亚此刻在哪里。也许她又和一个意气相投的人，在植物园欣赏那些红叶的树；或站在昏暗的画展里，在斜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的光中，观赏大师们不朽的作品。

有一天傍晚，回家路上，我去街坊的杂货铺买了些东西。刚要出门，对面房子里一个租房独住的单身汉，他的收音机忽然奏起韦伯歌剧《奥伯龙》的序曲。我手里的包裹几乎落了地。我们一起看过的几部歌剧中，就有这一部。我知道她特别喜欢韦伯，走在路上，常吹着口哨，吹的正是这段序曲。一阵全新的思念袭来，仿佛昨天才与她分开。

失去最珍贵的物品，失去财富，失去世上的种种幸福，那痛苦都会随时间淡去。唯有错失的机会永远忘不掉，每一次想起，都使心口隐隐作痛。原因大概就在“本来可以不是这样”的念头；毕竟，对于认定命中注定的事，人总是准备接受的。

妻子、孩子和家里其他人，都没有给我多少关心，可我也知道，自己没有权利期待。在柏林那个奇怪的元旦，我头一回感到自己是多余的；如今，这感觉已彻底扎下根。他们要我有什么用？为了几文糊口的钱，值得忍受我吗？人需要的不是彼此在物质和金钱上的帮助，而是爱和关怀。

倘若没有这些，所谓成家，真正的名字不过是“供养一群陌生人”。我盼望这一切早些结束，盼望他们再也不需要我的那一天。渐渐地，我的整个生活，都变成了对这个仍很遥远的日子的渴望与等待。简直像一个等候刑满的囚徒。每过一天，唯一的价值，就在于使我更接近这个结局。我像一株植物，不抱怨，没有意识，没有意志，就这样活着。

我的感觉渐渐钝了。没有什么能使我难过，也没有什么能使我高兴。

我不能怨恨人，因为世上最珍贵、最好、最可爱的人，已经给了我最深的伤害，还能指望其他人做什么呢？我也不能再爱人，再去接近人，因为我在最相信、最信赖的人那里受了骗，还能把信任交给别人吗？

岁月想必就这样流过去，直到我等待的那一天到来，一切结束。我不再有任何别的愿望。生活对我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。好吧，我既不责怪自己，也不责怪旁人，照原样接受事实，默默忍受。然而，没有必要让它永远继续下去。我厌倦了，只是厌倦了，此外并无怨言。

第八节

重逢

有一天……也就是昨天，星期六，中午我回到家，已经脱下外衣。妻子说还需要买些东西：“明天店铺都关门，劳驾你再跑一趟吧！”我不情愿地穿好衣服，步行到市场。天气相当热。街上有许多无目的闲逛的人，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，寻找一点傍晚的凉意。我买完东西，也把包裹夹在腋下，朝雕像那边走去。

我不想再走平日那些七拐八弯的小街，即使绕点路，也愿意沿柏油路回家。一家商店门前悬着的大钟，指着六点。忽然，有人抓住我的胳膊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几乎贴着耳边喊：

“拉伊夫先生！”

这声德语称呼把我吓了一跳。我差点一挣，转身逃走。女人紧紧拉住我，喊道：

“不，我没有认错，您果然是拉伊夫先生！天哪，一个人竟会变成这样！”

路上的行人都望着我们。

我慢慢抬起头来。还没看清她的脸，就从那庞大的身躯认出了她。声音也一点没变。

“啊，范·蒂德曼太太！谁能想到会在安卡拉见到您！”

“不，不是范·蒂德曼太太了……如今只是德普克太太！为了一个丈夫，我牺牲了一个‘范’字，不过，这桩买卖还算不上吃亏！”

“恭喜您……这么说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就像您想的那样……您回国后不久，我们也搬出了旅馆……当然，是一起搬的……我们去了布拉格。”

一听见布拉格，我心里便刺痛了一下。刚才一直不愿想起的那件事，这回再也压不住了。可我该怎样问？她不知道我与玛丽亚的关系，会怎样理解我的问题？难道不会追问我是怎么认识她的吗？还有她将告诉我的那些事……永远不知道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隔了这么多年——整整十年，甚至不止十年——现在知道，又有什么用？

我发现我们还站在马路中央，便说：

“来吧，找个地方坐坐。我们一定有许多事情可以问问彼此……在安卡拉见到您，我到现在还觉得惊讶！”

“是啊，要是能坐一坐，多好。可是火车就要开了，还不到一小时……可不能误车……如果知道您在安卡拉，我一定去找您。我们昨夜才到，今晚又要走……”

直到此刻，我才看见她身边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，面色淡黄，安安静静。我笑着问：

“您的女儿？”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我的亲戚！我儿子都快念完法律了！”

“您还在替他推荐书吗？”

她一时没有想起来，随后笑道：

“是啊，您说得对。不过现在，他不听我的推荐啦。那时还很小……也就十二岁上下……天哪，年月过得多快！”

“是啊……不过，您一点也没变！”

“您也是！”

我想到，她刚才的话倒更诚实些，便没有作声。

我们往下走去。我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问玛丽亚·普德尔的事，话题总绕着些多余的、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打转。

“您还没说为什么来安卡拉呢！”

“啊，对了，正该说这个……我们不是来安卡拉的，是从安卡拉经过……顺路停一停。”

她答应在一家卖柠檬水的小店坐五分钟，到了那里，又继续说：

“我丈夫现在在巴格达……您知道，他做殖民地货物生意！”

“不过，巴格达好像并不是德国的殖民地吧！”

“我知道呀……可是我丈夫专门经营热带产品。他在巴格达做椰枣生意！”

“那他在喀麦隆时，也是做椰枣生意的吗？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仿佛在说：“您真没趣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您写信问他吧！他从不让女人掺和生意！”

“您现在去哪里？”

“柏林……一来回故乡看看，二来……”她指着身边面色苍白的孩子，“也是为了这孩子……她身子有些弱，所以冬天在我们那里过。现在，我再带她回去。”

“这么说，您常常往返柏林？”

“一年两趟！”

“看来，德普克先生的生意很不错！”

她笑了笑，作出一副娇态。

我还是问不出口。现在，连我自己也意识到，这样犹豫并不是不知道该怎样问，而是害怕将要知道的事情。可对我来说，一切不是早已无所谓了吗？我内心已经没有任何活的情感，还怕什么？玛丽亚也许找到了适合她的另一个德普克先生。也许仍然独身，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奔走，寻找一个“可以相信的人”。无论如何，她一定连我的面貌也已经忘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竟也想不起她的脸。我这才发觉：十年来，我手里没有她的一张照片，她手里也没有我的照片。这是我头一回意识到这个事实……我惊讶极了。怎么会在分别的时候，竟没想到这一点？姑且说，那时我们以为很快就能相见，也相信自己的记忆，可直到现在才发现，又该怎样解释？难道我从不曾需要，在眼前唤回她的面容吗？

我记得，最初几个月，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留在我的记忆里，随时随刻，毫不费力就能在想象中重现……后来……明白一切已经结束，我便极其小心地避开这张脸，不去看，也不去想象。我知道自己承受不了。她的脸，那位穿皮大衣的圣母的脸，即使只出现在想象里，也强烈得足以使我丧失全部平静。

直到现在，当我确信自己不会再激动，想把旧日和往事重新回味一遍时，才去寻找她的面容，却已找不到了……而我连一张她的照片也没有……

有什么必要呢？

德普克太太看了看表，站起来。我们一起往车站走。

她对安卡拉和土耳其非常满意。

“我从没见过哪个国家这样尊重外国人！”她说，“连瑞士都比不上，尽管它的繁荣全靠外国游客。在那里，人们看每一个外国人，简直像看一个硬闯进自己家里的人……可在土耳其，大家仿佛都在等机会，好给外国人行个方便。再说，我很喜欢安卡拉！”

上了年纪的女人滔滔不绝。小女孩走在前面五六步开外，一边走，一边用手摸路旁的树。离车站已经很近了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尽量装得漫不经心，开了口：

“您在柏林有很多亲戚吗？”

“不，并不多……我原来是布拉格人，是捷克的德意志人……头一个丈夫是荷兰人……您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“我在那里时，认识一位女士，说是您的亲戚……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柏林……在一个画展上遇见的……好像是个画家……”

她一下来了兴趣。

“哦……后来呢？”

我犹豫着说：

“后来……没什么……大概只谈过一次话……她有一幅很美的画……就因为那幅画……”

“您记得她的名字吗？”

“好像叫普德尔……对，玛丽亚·普德尔！画下面有她的签名……目录里也印着……”

她不回答。我重新定了定神。

“您认识她吗？”

“认识。她为什么对您说，是我的亲戚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大概我说起自己住的旅馆，她就说，我有一个亲戚也住那里……也可能不是这样……现在自然记不清了……都十年了！”

“是啊……不算短了……她母亲对我说，女儿有一阵子认识了一个土耳其人，整天说起他，我就好奇，会不会是您。可奇怪不奇怪，那女人竟一次也没见过女儿如此倾心的这个土耳其人……那一年，她去了布拉格。也是到了那里，才听女儿说，那个土耳其学生已经离开柏林了！”

我们到了车站。她朝火车走去。我怕话题一转，就再也回不来，怕自己终究问不到真正想知道的事情。于是，我紧盯着她的眼睛，急切地等她继续说下去。

旅馆的侍者已把她的行李放进车厢。她打发他走，转向我：

“您为什么问这个？”她说，“您不是说，与玛丽亚并不熟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不过，她一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……我非常喜欢她那幅画……”

“她曾是个好画家！”

心中忽然升起一阵说不清的忧惧，我问：

“您说，‘曾是’画家？难道现在不是了吗？”

她向四周望了望，寻找小女孩，见孩子已经坐进车厢，便把头凑向我。

“当然不是了……”她说，“她已经不在人世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这个词从我口中出来，像一声尖锐的哨音。旁边的人转过头，车厢里的孩子也探出头，惊讶地打量我。

她的眼睛仔细地在我身上转来转去。

“您怎么这样吃惊？”她说，“怎么脸色都白了？您说过，跟她并不熟呀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”我说，“这是一场完全没想到的死亡！”

“是啊……不过，也不是新近的事了……大概有十年了……”

“十年？不可能……”

她又打量我一遍，把我稍稍拉到旁边。

“看得出，玛丽亚·普德尔的死，您很在意。那我就简短说说吧。您离开旅馆回土耳其以后，大约过了两个星期，我和德普克先生也动身，去拜访在布拉格附近有座农场的亲戚。在那里，我们遇到了玛丽亚·普德尔和她母亲。我跟她母亲原本关系不好，不过在那里，也就不计较了。玛丽亚又瘦又虚弱，说在柏林生过一场大病。待了一阵，她们又回柏林去了。

“那姑娘那时已经恢复不少。我们则去了东普鲁士，我丈夫的故乡……冬天到柏林的时候，才听说玛丽亚·普德尔在十月初去世了。自然，我把从前的不和全丢开，立刻去找她母亲。她憔悴极了，简直像个六十岁的老人，可那时她才四十五六岁。据她说，离开布拉格后，玛丽亚发觉自己身体有些变化，去看医生，才知道怀了孕。

“起先，她高兴得很；可是无论母亲怎么追问，都不肯说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总回答：‘以后您就知道了！’还说自己不久就要出一趟远门。怀孕后期，她的身体渐渐坏起来。医生认为分娩会有危险，尽管月份已经很大，仍想作些处置。玛丽亚说什么也不准碰那孩子。后来，她突然恶化，住进了医院。好像是尿里蛋白很多……

“以前那场病，也把她的身体伤得很重……临产前，曾有几次完全失去知觉。医生动了手术，把孩子取出来，保住了。可玛丽亚还是不断发作，一个星期后，在昏迷中死去了。什么也没能说出来。她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。最后还清醒的时候，也只是对母亲说些难懂的话，像是：‘您知道了，一定会吃惊，可后来，您也会高兴的！’始终不肯说出那男人的名字。

“她母亲记得，去布拉格以前，女儿曾常常对她提起一个土耳其人，可既没见过面，也不知道名字……孩子到四岁为止，一直在医院和育儿院里生活，后来外祖母把她接到身边。这姑娘有点瘦弱，不大活泼，可是很可爱……您不也这样觉得吗？”

一阵无力袭来，我仿佛就要倒在原地。头晕得厉害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直挺挺地站着，脸上还带着笑。

“就是这个孩子吗？”我用头示意车窗。

“是啊……很可爱吧？性子那么好，又那么安静！……不知道她外祖母该有多想她！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始终盯着我的脸。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，几乎可以说是敌意。

火车快开了，她跳上车厢。

片刻后，两个人并排出现在窗口。孩子带着淡淡的微笑，看着车站，也不时看看我。那个肥胖的老女人，却一直不肯把我从她目光的圈子里放出来。

火车开动了。我向她们挥手。我看见德普克太太露出了一个恶意的笑。

孩子已经退回车厢里去了……

这一切，都发生在昨天傍晚。写下这些字的时候，事情过去刚刚超过二十四个小时。

昨夜，我一秒钟也没有睡。我仰躺在床上，不断想着火车里的孩子。仿佛看得见，她的头随着车厢的颠簸轻轻摇晃。一颗头发浓密的小脑袋……我不知道她眼睛的颜色，也不知道头发的颜色，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我完全没有留意过她。她就在身旁，离我只有一步，我却不曾认真看一眼她的脸。分别时，连她的手也没有握过。什么都不知道，天哪，对于自己的女儿，我竟什么也不知道。那女人一定已经觉察到了许多事情……

为什么要用那样恶意的目光看我？她一定猜到了什么……可是，她把孩子带走了……现在，她们正在路上……车轮从一根铁轨接到下一根时，我女儿熟睡的头，便轻轻一颤……

我不停地想着她们。可终于再也承受不住，那个我一直努力挡在脑海外的身影，悄悄地、无声无息地立在了眼前：玛丽亚·普德尔，我的穿皮大衣的圣母，唇角带着那道细细的弧线，黑眼睛里含着深深的目光，站在我面前。她脸上没有怨恨，也没有责备。也许有一点惊讶，但更多的是关怀与温柔。而我，连迎向她目光的勇气也没有。

十年，整整十年，我带着这颗可怜心灵所有的失望，怨恨一个死人，认定一个死人有罪……对于她的记忆，还能有更大的侮辱吗？她是我生命的根基、目的、理由；我却怀疑了她十年，从未迟疑，从未想到，自己也许正在冤枉她。我设想过种种最不堪设想的事，却连一刻也没有停下来，问一问：也许，她这样做、离开我，是有缘故的。

而那个缘故，竟是一切缘故中最大、最无法抗拒的一个：死亡。我羞愧得几乎发疯。在面对死者那悲哀而无用的悔恨里，我辗转挣扎。我明白，即使跪着直到生命的尽头，想替自己对她的记忆所犯的罪赎罪，也永远做不到。把最沉重的罪——背弃一颗爱着她的心——加在世上最无辜的人身上，这永远不能获得宽恕。

仅仅几个小时以前，我还以为，自己没有她的照片，所以想不起她的面容。可是此刻，我看见的她，比她活着的时候还清晰、还鲜明，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。她像画中一样，有些忧伤，有些冷淡自持。脸更苍白，眼睛更黑。下唇微微向我探来，嘴正准备说：“啊，拉伊夫！”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命……原来，她十年前就死了？就在我等她的时候，就在我布置房子准备迎接她的时候，她死了。

她没有对任何人说出什么。为了不让我在无能为力中挣扎，不让我陷入困境，她把全部秘密一起带走了。

现在，我才明白，十年来对她的愤怒，以及用一道不可逾越的墙把自己同周围隔绝的真正原因：十年来，我始终爱着她，这爱从未减少。我不允许任何别的人走进心里。然而，此刻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。我向面前的幻影伸出双臂，想把她的手重新握在掌心，替她暖一暖。我们共同度过的生活，那四五个月，每一处细节都在眼前。

每一件事，我们之间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得。从画展上看见她的画像开始，到在大西洋听她唱歌，她走到我身边，植物园里的散步，房间里相对而坐，她的病——我又一一经历了一遍。这些记忆丰富得足以填满整个生命，却挤在如此短的时日里，因而比真实发生时更鲜活，更强烈。

它们使我看见，十年来，我连一刻也不曾真正活过；所有行动、思想、感觉，都离我那么远，远得仿佛属于另一个人。在将近三十五年的生命里，真正的“我”只活了三四个月，然后便被埋进一个与我毫不相干、毫无意义的身份深处。

昨晚，躺在床上与玛丽亚面对面时，我明白：今后，要继续背负这副与我无关的身体、这颗头颅，只会更加困难。我会像喂养一个陌生人那样给它们吃食，把它们从这里拖到那里，始终带着怜悯与轻蔑看着它们。也是昨夜，我才明白，那女人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以后，一切便失去了真实性；我和她一起，也许甚至比她更早，就已经死了。

今天一早，家里人全体出去游玩。我借口身体不舒服，留在家里。从早晨起，一直在写这些。天色已经暗下来，他们还没有回来。不过，一会儿就会说笑着、叫嚷着拥进门了。我与这些人有什么关系？如果灵魂不在一起，所有其他的联系又有什么意义？多少年来，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一句真正的话。然而，我多么需要交谈。

必须把一切都闷死在自己心里，除了活埋，还能叫什么？啊，玛丽亚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坐在窗边说说话？为什么不能在起风的秋夜，默默并肩走着，听我们的灵魂交谈？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？

十年来，也许我白白躲避了所有人；不信任人，是我错了。倘若寻找，也许还能遇到一个像你的人。倘若当时就知道一切，也许我会慢慢习惯，试着在别的人身上寻找你。可是，如今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已对你犯下那真正巨大、无法宽恕的不公，再也不愿补救什么。我凭着对你的一个错误判断，就认定所有人有罪，逃开他们。

今天，我懂得了真相，却不得不判自己永远孤独。生命是一场只能玩一次的赌局，我已经输了，不能再赌第二回……如今，比从前更糟的生活将要开始。我仍会像机器一样，在傍晚出去买东西；仍会见那些我毫无兴趣了解的人，听他们说话。我的生活，本来可能有别的样子吗？我想不会。

倘若偶然没有把你带到面前，我也会同样活下去，只是什么也不知道。是你让我懂得，世上还存在另一种生活，我也有一个灵魂。你没能把这一切带到终点，不是你的错……谢谢你，让我在那几个月里，真正有机会活着。这样的几个月，难道不抵得上几辈子吗？

你留下的那个孩子，你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的女儿，会在遥远的地方继续行走，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父亲……我们的道路曾交会过一次，可关于她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名字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。尽管如此，我会一直在想象中追随着她。在脑海中，为她安排一条生命的路，走在她身边。

我会想象她怎样长大，怎样上学，怎样笑，怎样思考，试着用这一切，填满此后岁月的孤独。外面有声响了。大概是家里人回来了。我还想不停地写。可有什么必要呢？已经写了这么多，又怎样呢？明天得另买一本练习簿给我们家的女儿，把这一本收起来，藏好。把一切，一切，尤其是我的灵魂，藏到永远不会被找到的地方……

拉伊夫先生的笔记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后面的纸页上，没有任何记录，没有任何字迹。仿佛，他只曾破例一次，把那因巨大恐惧而深藏的灵魂显露出来，映到这些纸页上，然后又把自己关起来，沉默了许多年。天快亮了。为了履行诺言，我把本子放进口袋，去了病人的家。门打开时，眼前的慌乱，屋里传来的哭声，已告诉我一切。我迟疑着站了一会儿。

我不愿没有最后看他一眼便离开。然而，我感到自己承受不了：整整一夜，我一直凝视着这个人生命中最鲜活的部分，甚至同他一起生活过；如今，却要看见他突然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东西。我无法忍受，于是轻轻走回街上。拉伊夫先生的死，并没有那样重地打击我。我心里并不像是失去了他，倒像是此刻才终于找到了他。

昨夜他对我说：“我们竟没能好好坐下来谈一谈！”现在，我不再这样想了。昨夜，我已经同他谈了很久很久。

就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走进了我的生命，鲜活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相比。从今以后，我将永远在身旁找到他。

到了公司，我坐在拉伊夫先生空下来的桌前，把那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放到面前，又一次读起来。

1940年11月—1941年2月